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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二、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国政治
发布时间：2017-06-30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早在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这一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从实质上说大多是一种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等。这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竞相宣告成立[1]。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力量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2]政府所取代。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仍然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冲击，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从而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仅相隔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他们从辛亥革命未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正如林伯渠(林祖涵)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3]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拥护共和”的高调骗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继而玩弄权术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打着中华民国的招牌，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立即向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开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将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暗杀。袁世凯还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以武力消灭国民党的军费。这时，孙中山等才警醒过来，认为“非去袁不可”。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国外。袁世凯不但下令解散国民党，还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随后，他又授意制定赋予他个人独裁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处心积虑地为复辟帝制做准备。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4]。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这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则是北洋军阀的另一个头目、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1917年6月，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护法运动虽然反对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但是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广大群众仍然没有多大号召力。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阀，虽然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其总体上并未脱出封建买办军事集团的窠臼。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很快就同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斥和打击孙中山。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返回上海。他所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12月，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战争。这场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他们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在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这场斗争坚持几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企图。但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这个时期，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除了经济斗争外，也有一些以护法讨袁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白朗为首领的起义，高潮时曾发展到约两万人，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出国留学，由此出现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又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中很多人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事业。其中有的主张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或者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8年5月，在反对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各种联络活动，得到国内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注:
[1]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的状况，据谢彬《民国政党史》(1926年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印行)记载：“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但大多数政党即生即灭。当时出现过的主要政党有同盟会、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主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
[2]北洋军阀，即袁世凯建立的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袁世凯培植这支军队的首领作为自己的党羽。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军阀。
[3]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4]该草案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要求控制中国的山东、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是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是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