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大出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为“调虎离山”，乘胜进军云南，即以中央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当时驻守贵阳及其附近的敌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4个团，兵力单薄。红军突然兵临贵阳城，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一面急令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据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这时的确惊惶失措，手忙脚乱。他说：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竟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
　　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1]
　　蒋介石立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急追，调遵义李抱冰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薛岳奉命之后，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声嘶力竭。约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200公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直到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一二十公里外转向西南疾进，并未进攻贵阳，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
　　这时，的确是两军的最高统帅又在进行一次军事指挥能力的直接较量。
　　毛泽东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曾深刻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一环，必须调出滇军，扫除中央红军西进云南的主要障碍。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设浮桥，虚张声势，并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果然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又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上述举动，既不是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准备开往湖南，其目的旨在调动敌人，为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
　　4月上旬，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接着，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疾进。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又慌忙调整部署，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沿黔滇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孙渡纵队从后尾追红军。但是，敌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行动十分缓慢。乘此机会，中央红军于4月18日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镇。这时，被滞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敌人，曾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的老木孔击溃黔军7个团的进攻，随后又经茅坝、瓢儿井和大定(今大方)以南，进到黔西的水城地区，同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作战。
　　中央红军占领兴仁、兴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第二路“追剿”军主力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之间地区。4月23日和26日，蒋介石连电龙云、薛岳，令第一、第二、第四等纵队和第五十三师经平彝向宣威、威宁转进堵剿，第三纵队尾追红军，川军1个师集中毕节机动。同时，还派出飞机，参加“追剿”行动。
　　4月22日下午，随中央红军行动的休养连在黔西盘县境内的猪场地方隐蔽休息时，遇到敌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产后虚弱的贺子珍，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被炸死，敌机又一次冲下来投弹，在此危急关头，她立即在硝烟中冲过一条小沟，一下子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伤员。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从此，这罪恶的17块弹片，一直留在她的身上，伴随着这位江西永新暴动的女将，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经历异国他乡的摧残，度过了她光荣而坎坷的一生![2]
　　中央红军为打破敌人的追堵计划，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彝、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疾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益肠营方向疾进。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在蒋介石眼里，“贵州王”王家烈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早在中央红军入黔之初，蒋介石派薛岳率“中央军”尾追而来，就有取王家烈而代之，以统一贵州之意。后经过红军的一次次打击，王家烈的老本已拼得所剩无几。4月上旬，蒋介石在赤水地区以沈久成取代师长侯之担，将其残部编为第二十五师，随后，又将黔军集中大定、黔西，以“整理”为名，暗中收买何知重、柏辉章，分别给以第一○三、第一○二师番号，将这两师黔军并入“中央军”建制；上下夹攻，逼王家烈先后辞去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356号训令，正式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稍后，王家烈被冠以“中将参议”的头衔。至此，贵州军阀统治贵州的历史宣告结束。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此后不久的5月30日，即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天，王家烈从蒋介石那里得到5000元旅费，飞抵武汉，以“特准免考入陆大肄业”，得到了他为蒋介石卖命的应有下场。
　　鉴于王家烈的教训，“云南王”龙云对于红军入滇和“中央军”尾随前来十分恐慌，他既怕红军进攻昆明，推翻他的统治，又怕“中央军”来取他而代之。因此，他一面调兵遣将，赶筑工事，加强十分空虚的昆明的防守，并急电孙渡日夜兼程，回师昆明；一面婉拒“中央军”入滇。据有的材料说：“薛岳领军入滇，龙云先使人告之曰，薛君个人来省，余当表示欢迎，若统大军同来，则可不必。”[3]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27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其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红军从曲靖向马龙的进军途中，俘获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龙云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地方特产。这些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谈及此事，他说：
　　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由龙云献地图。[4]
　　4月28日左右，红九军团进占宣威。这里的火腿驰名中外，广大群众生活却非常贫困。红军入城后，首先打开敌人的监牢，释放了政治犯和无辜的老百姓，处决了一些酷吏，并没收了由官僚资本经营的“宣合公司”等库存的火腿，以及几家土豪劣绅的3000多担谷和许多财物，大部分分给了贫苦的群众。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过去我们穷人养猪，被公司压价收购，结果只能吃到一点猪下水。”“这回吃了火腿，还背了粮食，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能吃火腿公司的火腿了!”“红军这种打富济贫的义举，给穷苦人带来了幸福!”[5]
　　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听用”，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非常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红军的部队此时还远距红军三天以上的路程。龙云为此大惊失色。为保住昆明，他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有利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6]
　　这个指示还规定：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其中1个师为先头师)，一齐向金沙江进发；红九军团则占领东川后相机渡江。“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及收容掉队”[7]。
　　当时，还在全军中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并编了一首渡江动员歌教大家唱。歌词是：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我们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流又急，
　　更不怕山高路险长。
　　我们真顽强!
　　我们真顽强![8]
　　接到命令后，担任左纵队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立即向禄劝、武定、元谋疾进。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将3个连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他们作先导，分两路向禄劝、武定进发。杨成武首先率“中央军”到达禄劝，受到县长和军警官绅的“热烈欢迎”。他让县长打电话给武定县长，说“中央军”马上就到，结果王开湘的部队，在武定受到更加隆重的“欢迎”。然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顺利进入元谋。他们“由于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9]
　　在这前后，红九军团进占东川县城。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红军抓获了已经躲藏起来的敌县长杨茂章和劣绅刘二老爷。杨茂章曾在江西任县长，残害中共党员和红军；刘是军阀唐继尧的舅父，高利盘剥，鱼肉乡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要求立即处决。红军召开了2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完全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接着，又打开了积谷仓，把土豪们搜刮来的谷物分给群众。于是，东川城出现了红九军团历史上空前的扩大红军的热潮。在公审大会上，当场就扩大红军900多名，各机关、营、连还分散扩大500多名，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大的新兵营。与此同时，红九军团还在东川筹款6万多元，布匹400多匹；收缴了300多支枪，500多颗手榴弹，2万多发子弹，以及价值3万多元的贵重物资；没收和收买了120余匹供运输用的骡马，使部队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补充。
　　最先到达金沙江边的是中央纵队干部团。5月2日，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工兵，带电台1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第二天赶到了皎平渡口。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国民党军把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了对岸渡口，是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而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
　　由于敌军没有估计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所以当干部团到达渡口时，渡口南岸还停着两只木船，他们决定以第三营1个连为先遣连，立即渡江。这个连的连长为萧应棠，在渡江战斗中表现很勇敢，立了功。宋任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元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10]
　　干部团渡江后，立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令其主力翻过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之敌1个营，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赶到龙街，准备渡江。但是，由于此处江宽水急，敌机经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遂奉中革军委命令，沿江而下，到皎平渡过江。为了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留下少数部队和工兵，继续架设浮桥，作出渡江姿态。龙云、薛岳根据这一情况，判断红军主力要由龙街渡江，即一面派飞机轰炸，一面限令其主力于5月8日前赶到金沙江边“歼剿”红军。孙渡对《云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吹嘘将把红军“追到江边解决”。红军本来就没有架成的浮桥，被说成“完全炸毁了”，飞行队长竟得到了蒋介石1万元的奖金。
　　在此期间，左纵队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因船只少，水流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江外，主力改由皎平渡过江。
　　5月6日，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击追敌，掩护主力红军渡江。该军团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任务。
　　在皎平渡，刘伯承过江后看到水深流急，无法架桥，便在北岸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大部队到达后，便立即开始渡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渡江后，都直接参加了渡江的指挥工作，陈云还担任了渡江指挥部政委。开始，仅靠原有的两只船，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40分钟，每昼夜只能渡1200人左右。如果照此速度，全军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渡完。后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只大船，并联络了川滇两岸35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在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军首长亲自和船工一起开会，向船工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当时给养困难，还杀猪宰羊，优待船工，并给每人每天发五元的工资，船工们个个愿为红军出力。当时参加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回忆说：
　　“我们共有六只船，其中三丈二长的大叶子船二只，二丈八长的二叶子船四只。大叶子船每只每次渡六十人，二叶子船每次渡四十人。渡江指挥部规定，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纪律非常严。每一只船配备一名红军，协助我们船工工作。我们三十六名船工由张朝寿负责带领，红军亲热地称呼他是‘船长’。每只船有六名船工，三人一班，来回划船十次，又另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大致上，我们划船一小时，下来休息一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我们虽然不得整夜睡觉，但当时都是二三十岁年青力壮的人，首长从思想到生活又十分关心，尤其是日日夜夜像节日游行示威那样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划了九天九夜，精神还仍然很兴奋。
　　“我们连日连夜划呀划呀，手臂划肿了，脚也站酸了，可是精神上无比愉快，老感觉有使不完的劲。”[11]
　　是的，没有这些船工的全力协助，红军就不能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为红军的渡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后来，红军又找到一只打鱼船，这样就有了七只渡船，至9日，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过江，红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在回忆中说：“我军就依靠绞〔皎〕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12]
　　在此期间，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5月11日，敌第二路军薛岳所部第十三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进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渡过金沙江后，黄镇等创作了名为《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的狼狈相。红军战士看了红五军团“猛进”剧团演出的这个活报剧，个个捧腹大笑!
　　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前进中的主动权。这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就连在遵义会议上刚被罢免军事指挥权不久的李德，也承认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13]
　　注：
　　[1]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2]袭之倬：《光荣而坎坷的一生》，载《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5页。
　　[3]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439页。因此，蒋介石对龙云一面极力抚慰，一面严令追堵。
　　[4]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1985年第1期。
　　[5]转引自《伟大的长征》编委会编：《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6]《红军长征?文献》，第321页。
　　[7]《红军长征?文献》，第322页。
　　[8]《关于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一些情况――访问黄鹄显同志的谈话摘录》，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9]《杨成武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37页。
　　[10]宋任穷：《回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11]张朝满：《红军渡江前后》，见《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25～126页。
　　[12]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13]李德：《中国纪事》，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