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路军挺近冀鲁边区，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 八路军永兴支队、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区
一、永兴支队、津浦支队与三十一支队会师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重申全党必须贯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在六中全会上，鉴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提出了“派兵去山东”。据此，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以加强山东八路军力量，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刘景良进攻庆云、乐陵期间，马振华、邢仁甫、杨靖远先后派李广文、冯景恩去河北省南宫县，向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并通过他向驻南宫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作了汇报。徐、宋决定，先派王育民带领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的一个骑兵班，携电台一部，作为先遣小队，于1938年5月上旬东进冀鲁边区。但王育民等人不幸在东进的途中遭反动道会门六离会杀害。
6月初，刘景良第三次进攻庆云、乐陵。李广文、冯景恩再赴南宫县，向冀南军区告急，并被特许参加了冀南区党政军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会议由宋任穷主持，徐向前作了重要报告，同时宣布了中央和冀南区党委的决定：鉴于冀鲁边区战略地位很重要，中央决定把这个地区由山东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领导，责成冀南区代管；派一二九师的津浦支队和一一五师的永兴支队，由冀南挺进冀鲁边区，支援地方党组织领导的三十一支队，并要尽快行动。同时，冀南区党委决定，派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国瑞作为区党委驻冀鲁边区的党代表，随同两个支队一同前往，负责领导冀鲁边区的全面工作。徐向前还宣布：因一一五师在太行山区还没有到来，两个支队及边区地方武装，由一二九师统一指挥。
津浦支队的前身，是由一二九师抽调50多名营连级干部组成的挺进队，孙继先任队长，胥光义任政委。1937年11月，由山西辽县到达冀南。陈再道、李菁玉率部到达冀南后，把挺进队及其收编的地方武装，统一编为八路军抗日游击东进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委。司令部、政治部进驻南宫县。1938年2月，陈再道、李菁玉决定，组成津浦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王育民任政委。津浦支队的任务是：挺进鲁西北的高唐、恩县、夏津、武城等县开展工作，进行游击战争，破袭津浦铁路，配合徐州会战，打开通向津浦路东冀鲁边区的通道。
永兴支队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二营组成。这个营在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后，分散活动于正太铁路沿线南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壮大抗日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1938年5月，由山西和顺县东进到河北省的巨鹿县，收编了两个游击队，扩编为10个连。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龙书金①注释（龙书金，湖南省茶陵县人。1910年出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离休前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任副支队长，并奉命下太行山，东进到河北省南宫地区接受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的领导和指挥。
1938年6月下旬，津浦支队和永兴支队奉命向冀鲁边区挺进，7月8日到达乐陵县城，与三十一支队会师，胜利完成了挺进冀鲁边区的任务。
二、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建立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指示，为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永兴支队、津浦支队与三十一支队会师的当日，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马国瑞任书记，曾国华、孙继先、李宽和、潘寿才、邢仁甫、杨靖远为委员。军政委员会总的战略方针是：巩固津南，发展鲁北。具体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整顿部队。由马国瑞、李宽和主持，在乐陵城召开了三十一支队及各部负责人会议，决定取消“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队”名称，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又改为平津支队）。任命邢仁甫为支队司令，冯鼎平为副司令，杨铮侯为参谋长，崔岳南为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营和一个特务连。一营营长刘子芳，教导员李逸民；二营营长李子英，教导员姜清海；三营营长杜步舟，教导员关星甫；特务连连长路牟班。
整编中，抽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建党、建政，使一些县委、县政府得到充实、加强。同时，为了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抗战和锄奸反特，各县还相继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及青年、妇女等抗日群众团体。
（二）开展对边区周围反动顽固武装的军事斗争。稳定根据地，壮大抗日声威。刘彦臣率部自1938年2月进驻盐山后不久，遭到沧县日伪军攻击。他一弹未发，放弃了盐山县城，撤至大王铺、孟店一带，与三十一支队搞起“磨擦”，屡次扣押共产党过往工作人员，挑起事端。永兴、津浦两个支队到达乐陵后，为团结地方抗日武装，曾两次邀请刘彦臣谈判，但都遭到拒绝。这时，刘彦臣的6个大队驻在王信、毛集、黑牛王庄一带。7月23日，曾国华率永兴支队一营、邢仁甫率平津支队一部攻打王信、毛集，龙书金带领二营，杨靖远带领平津支队另一部攻打黑牛王。战斗自中午战至晚上，刘彦臣部一、二、四、六大队被全歼，三、五大队被击溃，刘彦臣只带一人化装逃走，后病死在天津。刘彦臣部被消灭后，永兴支队和平津支队乘胜解放了宁津县城，活捉了伪县长张伯荣、伪县大队长张立志、伪公安局长占子久等。这时，盘踞盐山一带的地方势力仉鸿印、韩树元、杨朋祥归向八路军，宁津、乐陵、庆云三县连成一片。抗日势力西到津浦线，北逼盐山县城，东临渤海，南达德平、商河、惠民等县边境。抗日力量的声威震动了冀鲁边区全境。
（三）打击叛徒王昭明。部队整编时，三十一支队副司令员王昭明不愿意改编，自带300余人用旧番号单独活动，人称“小三十一支队”。不久，王昭明带一营在庆云县纪王桥叛变，扣押了石景芳和“民先”队负责人王长安、参谋高巨川等人。司令部文书兰丕炜逃出，奔赴乐陵，报告了边区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当即派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参谋长杨承德率特务连追剿，在纪王桥一带消灭叛军，救出石景芳等人。王昭明带残部投靠刘景良，不久与刘景良分裂，被刘景良处决。
（四）开展破袭战。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派永兴支队对连镇至泊头的津浦铁路进行了多次破袭，袭击沿线车站、据点、拆毁铁路、炸毁桥梁，使敌人运输中断，长时间不能修复，对正面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五）歼灭顽军穆金城部。国民党别动军“华北挺进第六路”约2000余人，在其头子穆金城带领下，进驻南皮县莲花池、罗张、杠子张一带村庄，征粮派款，鱼肉乡里，残害百姓，勾结日军，与八路军为敌。永兴支队奉命围剿，只一个小时便攻下了莲花池等地，俘虏顽军、缴获武器甚多。穆金城率少数残兵投奔沧县日军。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
为了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抗日，军政委员会决定，努力争取边区具有民族气节、有一定声望、在各方面能起影响作用的人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由于积极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效果，出现了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进步力量要求抗战，顽固势力有所分化并更加孤立的局面。
1938年7月，德平、德县及吴桥县的徐仲阳、曹振东、李玉双、张国基等地方民团，在德县义渡口组成“抗日同盟军”，徐仲阳任司令员，曹振东任副司令员，李玉双任参谋长，宋达民任政治部主任。为了联合该部共同抗日，边区军政委员会派赵焕文任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盟军”政治部中的进步青年王哲、武连鹏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民先”，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内部矛盾，“同盟军”解体，赵焕文等人奉命撤出。
津浦支队和永兴支队攻克宁津县城后，建立了宁津县抗日政府，李玉祯任县长。同时，柴胡店、大柳、小店、相衙镇等区也陆续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抗日政府建立后，实行雇工增资、减租减息政策，开展了锄奸反特和反资敌斗争。该县国民党员张富忱组织的“抗日铁血团”，自愿接受八路军领导，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张富忱任大队长，潘寿才任教导员。其后，随支队转战鲁西和冀鲁豫边区。
乐陵县长牟宜之，抗战爆发前，随其舅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在重庆。抗战开始后，他见祖国河山遭日军践踏，在共产党发布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鼓舞下，向其舅父提出要求到山东敌后抗日。丁便把牟宜之介绍给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委任牟担任乐陵县长。牟到乐陵后，胸怀抗日，组建抗日武装，镇压地痞流氓和土匪，为当地人民做过好事，但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压力下，长期徘徊在“十字路口”。根据这个情况，军政委员会经过分析认为：牟宜之虽是国民党委任的县长，但他有民族意识，赞成抗战，争取他，并通过他争取地方势力和抗日军民站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军政委员会诚邀牟宜之共商抗日大计。李宽和几次和牟宜之磋商，牟宜之表示愿为乐陵百姓继续做些有益的事情，但对怎样抗日，依靠什么力量感到困惑。针对他的心理，李宽和进一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指出只有依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使他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前途。八路军在对牟宜之加紧工作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软硬兼施，设法拉拢牟宜之。牟宜之认准了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对于顽固派的拉拢没有放在心上。顽固势力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刘景良假称请牟宜之去商议抗日大事，于途中以牟私通共产党罪名将其劫走。军政委员会得知后，派李宽和、曾国华带队将牟宜之营救。牟宜之对八路军这种从抗日大局出发的举动深表佩服。
牟宜之安全返回乐陵县城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军政委员会安排力量，加强了对牟宜之的安全警卫工作。牟深为感动，表示坚决和抗日军民站在一起，为边区抗战做出贡献。
八路军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的到来，使得边区军民倍受鼓舞，敌人闻风丧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二节冀鲁边区党政军群机构建立
1938年3月，于文彬不幸牺牲，边区党组织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马振华等人曾几次设法与山东省委联系，因为有黄河阻隔，加之敌人封锁严密，未能成功。后几经周折，和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河北省委派李启华、杨靖远等5人到鲁北、津南一带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冀鲁边区特委建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因北方局直接领导有困难，暂由冀南区党委代管。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国瑞为驻冀鲁边区代表。冀鲁边特委仍负责原边区党组织领导的区域。李启华任特委书记，张博（张岫石）任秘书长，周东光任组织部长，李广文任宣传部长，马振华任民运部长，马英奇任巡视员。所属的各县（工）委有：乐陵县委，冯宇清任书记；临邑工委，马冲任书记；德平工委，宋读亭任书记；宁津县委，李援任书记；阳信县委，孙清野任书记；无棣县工委，石景纯任书记；沾化县工委，石清玉任书记；庆云县委，丁润生任书记；盐山县委，马振华任书记；南皮县工委，张白水任书记；东光县委，刘景祚任书记；新海县工委，赵瑾生任书记；沧县县委，马振邦任书记。
1939年5月，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经北方局批准，冀鲁边区建立津南、鲁北两个地委，两个地委均由冀南区代管。津南地委主要活动在宁（津）、乐（陵）边一带，领导东光、盐山、新海、靖远、南皮、鬲津、沧县、乐陵、宁津、庆云县委。李启华任地委书记（不久，马振华任地委书记，李启华任冀南区党委驻冀鲁边区代表），刘清林任秘书长，李广文任组织部长，杜子孚任宣传部长，马振华兼任民运部长，邢仁甫任统战部长。
中共鲁北地委领导平原、陵县、德县、商河、临邑、济阳、禹城、齐河、阳信、无棣、滨县、沾化、沾阳、平禹等县委。周东光任地委书记，张载云任秘书长，马英奇任组织部长，关锋任宣传部长，孙清野任青年委员，李援任民运委员。
1938年9月，冀南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在盐山县旧县镇建立，由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代管。杨靖远任专员，周砚波任秘书主任，赵焕文任行政科长，张玉圃任文教科长，张耀曾任财政科长，赵鲁青任粮秣科长，刘精一任民政科长，孙子权任视察室主任。
冀南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先后辖东光、盐山、吴桥、新海、鬲津、靖远、南皮、沧县、宁津、振华、乐陵、无棣、庆云、新棣县政府。各县县长为：东光县长石景芳，盐山县长周砚波，新海县长杨耀奭，鬲津县长王道和，靖远县长程铁生，南皮县长邢朝兴，吴桥县长徐金锋，沧县县长傅炳翰，宁津县长李毓祯，乐陵县长王亦山，庆云县长武大风，新棣行政委员会主任韩风岗。
1938年９月，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成立,杨靖远任司令员,李宽和任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负责领导东光、南皮、鬲津、盐山、靖远、新海、沧县等县地方武装。所辖各地武装领导人为：东光县大队大队长石景芳；南皮县大队大队长邢朝兴，政治主任张白水，教导员郑清霖；鬲津县独立营营长王道和，教导员郑清霖（后）；盐山县大队大队长张度衡，教导员杨文琪；靖远县大队大队长程铁生，教导员宋飞；新海县中队中队长赵之明，教导员李鲁太；沧县县大队大队长曹培刚。
1939年12月，冀南第六军分区机关因兼管津南支队的战斗活动，对领导各县有困难，其职能逐渐失去作用，但各县武装依然活动。至１９４１年３月，冀鲁边军区下属的３个军分区成立，各县地方武装始隶属于各军分区。
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狠抓了冀鲁边区抗日群众团体的组建。1938年10月，冀鲁边区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成立。刘贤权任主任，夏伯康任副主任，陈秋舫任组织部长，吕器任宣传部长，徐尚武任武装部长，姚任远任动员分配部长，王俊峰任锄奸部长，史甄任统战部长，刘精一任秘书长。边区战委会建立后，各县、区战委会相继建立。各级战委会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打击汉奸敌情，筹粮、筹款。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区掀起。
同月，冀鲁边区抗日文化教育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成立，吕器任主任，王永礼任组织部长，张镛任宣传部长，傅国光任出版部长，张洪泉任学术研究部长。文救总会创办了《战地动员》等刊物。边区文救总会建立后，各县、区文救会相继建立。在文救会领导下，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广泛开展。县、区建立了抗日小学，组织了识字班，掀起了识字、学文化运动。
10月末，冀鲁边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队成立，姜民毅任队长。民先队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日，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12月，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成立。崔兰仙（女）任主任，邱岩桂（女）任组织部长，石磊光（女）任宣传部长，并设有武装部、生产部、生活部。边区妇救总会成立后，积极建立各级妇救会，向广大妇女开展抗日宣传教育，举办培训班，培训妇女干部，发动广大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1938年12月，边区回教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冯景恩任总会主任，刘子芳、王连芳、杨振广、李玉池、杨寿荣、杨德然、刘喜三、王俊峰为委员。总会发表了《告全体回教书》，指出：回教只有抗日救国才有家，只有保住家才有教，只有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保家保教。号召回族群众坚决抗日，参军参战。
１９３８年８月下旬，乐陵县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妇女联合救国会，王国华任动委会主任，苏铭杰（女）任妇救会主任。乐陵县农救会、文救会、民先队和宁津县动委会、妇救会、民先队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韩树林、张争放、张维明分别任乐陵农救会主任、文救会主任、民先队队长，李青、李培枝（女）、王永溪分别任宁津县动委会、妇救会、民先队队长。同年１０月，庆云县各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组织成立，李启民任各救会主任兼农救会主任，王希孔任青救会主任，张玉贵（女）任妇救会主任。
冀鲁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对于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群众团体成立后，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很多村组织起了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1940年春，战地动员委员会撤销，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等群团组织，继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
一、调整军政委员会，整编抗日武装部队
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区党政军的领导，193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②率部队机关及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下简称“纵队”）挺进冀鲁边。9月27日，“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下抵达乐陵县城。随肖华到达边区的领导干部还有周贯五③、王叙坤、王辉球、刘贤权、杨忠等。
肖华抵达冀鲁边区后，重新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为委员。军政委员会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边区的领导。
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挺纵”到达边区后，根据上级指示，把边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挺纵”，并将“挺纵”所辖各科改为部。范阳春任组织部长，王辉球任宣传部长（后姜思毅），匡根山任锄奸部长，董秋浓任敌工部长，李青任民运部长，姚锦福任总务部长。“挺纵”下辖3个支队。津浦支队为四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委。永兴支队为五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后为王叙坤），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五支队辖五团、六团，龙书金任五团团长，曾庆红任政委；张策平任六团团长，杨俊生任政委。平津支队编为六支队，邢仁甫任支队长，周贯五任政委，崔岳南任政治部主任（后王辉球），程正杰任参谋长。六支队辖一、二、三营和特务连，后扩编为七、八两个团。李子英任七团团长，崔岳南任政委；杨铮侯任八团团长，陈德任政委。“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县城。
部队整编后，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边区部队发展到15000人。各支队均有较大发展，五支队由两个团扩充为3个团，六支队由3营扩充为3个团。同时，建立了津南、运河、泰山、商河支队和宁津、洛阳两个独立营等地方武装。
在六支队里，共产党员虽然不少，但大多原是学生和小学教师，革命热情高，但对作战、训练和管理部队缺乏经验。“挺纵”领导就派了一批红军时期的干部到该队工作，使这个部队进步很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成为边区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整编中肖华非常注意团结当地干部战士。“挺纵”到边区后，原三十一游击支队改成八路军，但戴的肩章上面多了“游击”两个字，“八路”两个字压缩小了，群众就有“大八路”、“小八路”的叫法。六支队的同志听了很不愉快。肖华得知后，决定取消“游击”两个字，改成一样的肩章。
“挺纵”到边区后，扩军工作做得好。边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自己的子弟兵，踊跃参加八路军，时常是在一次会议后，就有几十、上百的青壮年自愿参军。这样一来，部队减员及时得到补充，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二、创办抗日军政学校
冀鲁边区的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全称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前身是军政训练大队，由三十一支队筹办。校址在当时的乐陵县中学内，位于城南路东旧县衙大堂后。在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的形势下，三十一支队为了培养党政军基层干部，开始筹办军政训练大队。1938年7月8日，曾国华率永兴支队抵达乐陵城，与三十一支队会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为军政训练队提供了领导干部和军事文化教员，他们当中有很多富有战斗经验和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干部，特别可贵的是有一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永兴支队的朱子伟、李全生分别被任命为军政训练大队的队长和党总支书记。
军政训练大队的学员来自多方面的，除三十一支队人员外，还有边区的党、政基层人员；同时广泛招收冀鲁边区各县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也吸收了当时还是友军的“曹五旅”的人员。第一期学员400余人，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中队以下有3—4个班。训练以1个月为l期，科目有军事训练和政治课。政治课内容有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统一战线等，都以油印的小册子为课本。课程内容对学员来说，都是从未接触过的新课题，听起来很新鲜。一些领导人对学员的讲话，也进行一般历史知识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如红军长征的历史，近代史……包括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等。训练大队还有1个简易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供学员阅读。学习期间，很多学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肖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边区后，在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八路军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为校长，曾庆红为副校长。军政学校设有教育处，朱子伟为教育长，王省身为教育股长。学校规模较前扩大；学制由1月1期改为3个月1期。
军政学校的教师多是兼职的，冀鲁边区特委书记李启华、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李青、宣传部长姜思毅、乐陵县战委会主任王国华等，都给学员上过课。肖华也曾亲自给学员上课。1938年10月27日，他给学员作了题为《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指出，武汉失陷后，日军将回师“扫荡”冀鲁边区根据地，全区党、政、军、民要紧急动员，筹集钱粮，空舍清野，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保卫和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另外，肖华还对包括军政学校学员在内的边区各抗日团体作过《游击战术》的报告。肖华的报告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中国抗战，从全国形势到边区抗战，从战略讲到战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深受学员和广大抗日民众的欢迎。
教育长朱子伟在军政学校并不具体任课，但他对学员讲的话、作的报告，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授课，既是生动的政治课，也是严格的军事课。为了培养学员不怕困难、不怕艰苦的作风，他专拣烈日炎炎或大雨滂沱的天气，把学员集合到院子里，在日晒和雨淋中经受锻炼。一次，他在烈日下给学员作报告，一个学员晕倒了，他叫人抬下去，然后继续讲。平素一声集合，要求学员在几分钟内队列整齐。有时夜间突然集合，进行军事演习。
李全生是总支书记，负责军政学校党的组织工作。他找学员谈话，发展党员，也亲自给党员上党课。军政学校总支下设4个支部，3个队各有1个支部，还有1个直属支部。
学校的军事课讲授抗日游击战争，以毛主席《论持久战》为教材，每天早晨和下午在乐陵县中学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学员学射击、刺杀，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
军政学校以抗大为榜样，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吃窝窝头、咸菜。学员们还经常开展文艺活动，燕明、辛国治都是当时的文艺活跃分子。
军政学校的学员，还积极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1938年10月，乐陵发生了全县万名群众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的重大历史事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亲自来乐陵，以与肖华洽商政事为名，企图劫持牟宜之县长去惠民。“挺纵”司令部和边区特委布置各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拦阻沈鸿烈的汽车，挽留牟县长。在这次事件中，军政学校学员在燕明等骨干分子的带领下，奋勇当先，和全县抗日群众一起，把沈鸿烈的汽车紧紧围住，高呼抗日口号。沈鸿烈的汽车无法出城，只得留下牟宜之。
军政学校各期学员虽然都规定了结业期限，但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常采取不定期结业的形式分配学员奔赴工作岗位。有时将结业的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党政各部门里去，一部分留校作为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作为下一期学员的骨干，起带头和影响作用。有时，学员并未到结业日期，没有学完原计划的课程，但由于形势变化和工作的需要，便提前结业，被派出执行艰巨的任务。学员学习时间长的，可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短的只有六七天。有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因工作需要暂时离开军政学校，过一段时间，再回校学习，以胜任新的任务。
军政学校第二期是军政学校的全盛时期，规模最大，共11个队，1000多人。学员有的是正规部队的排长、地方部队的连排长，有的是动委会的干部、县区游击队的干部，还有的是进步学生。这些人经过学习，有的仍回部队，有的回去当区长、锄奸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等。另外，还有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的人员，如有保安队长，有警备队长，甚至有土匪头子。盐山警备队长韩书元也来乐陵当过学员。接受他们来学习，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对他们进行改造，共同抗日。
第二期虽然学员很多，声势很大，但开学后1个月，得到日军回师华北“扫荡”的消息，学校即进行了精简整编，大部分学员提前结业离校，只保留了3个队，学校也更名为教导营。军政学校改名为教导营后，人事有所变动。原副校长曾庆红调“挺纵”五支队五团任政委，朱子伟任教导营营长，王省身任总支书记。
1939年1月，乐陵失陷，“挺纵”各机关和教导营撤出乐陵城。春节前后，即1939年的2月，教导营驻茨头堡，在这里又进行了整顿，撤销了三队，只保留一、二两个队。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杨俊生任营教导员，王省身调任商河县大队政委，钟仁辉任营总支书记。整顿之后，教导营开往无棣的西北部，在高湾以南，海丰一带打游击。4月间又回到乐陵境内，在城南二三十里远的村庄活动。此间，军政学校的第二期学员毕业，第三期开始。
同年5月，第三期学员入校，活动在乐陵城南到德平一带，即孔镇附近。后向西延伸移动，由宁（津）、乐（陵）边界进入宁津，活动于柴胡店、张乃家一带。第三期约在8月结束。第四期开学后，环境日趋恶化，教导营的2个队合并为1个队，徐其江任队长，王猛任指导员。
1940年初，第四期学员毕业，第五期开始，这是最后1期。第五期训练了1个多月，即随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开赴鲁西。随邓克明活动的除教导营外，还有警卫营。教导营跨过铁路，在茬平县小街过春节，之后活动在东阿、阳谷、寿张一带。同年3月，最后1期学员毕业，教导营的干部和学员都被分配到各部队里去。朱子伟到曾国华支队任作战科长，杨俊生到五团任政委，王猛到五团二营任教导员。这样，从1938年9月到1940年3月，共有5期学员毕业，计2000余人。这些干部，对边区各县发展党组织，开辟工作，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德县的抗日县长王哲，东光的县委书记周劳工，济阳县大队队长朱宝成，禹、临、陵、平、商、济、齐7县工委书记马冲等，都是军政学校的学员。
军政学校的学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发挥过很大作用。后来，经过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成为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三、改造地方抗日武装
冀鲁边军政委员会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地方实力派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1938年10月，为抗日形势迅速发展所迫，德平县地方武装曹振东部接受八路军改编，被命名为洛阳支队，曹振东任司令，杨忠④任党代表。“挺纵”派一批干部到洛阳支队各连队任指导员，曹也抽调其一些部属到八路军军政学校学习。不久，沈鸿烈来德平，曹振东投靠了国民党，所部又改编为国民党鲁北保安第五旅，仍与八路军保持统战关系。同年11月，“挺纵”又陆续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建立了运河支队、泰山支队。李文成任运河支队支队长（后为傅继泽）；牟宜之任泰山支队支队长。
从“挺纵”到达边区至1938年年底，边区军政委员会拟定的各项计划逐步完成。党、政、军、群组织都有了很大发展。原已建立的县委得到了充实加强，并成立了抗日县政府。原来未建县委的县也建了县委和县政府。大部分县还建立了区委、区政府。全区共产党员发展到25000余人，抗日武装发展到15000人，冀鲁边区得到扩大和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第四节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一、反对沈鸿烈反共“磨擦”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抗日战争锻炼，日益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畏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为全党全军进行反“磨擦”斗争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也为冀鲁边区军民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冀鲁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制订了旨在反共的“冀鲁联防”诡计。
1938年底，沈鸿烈在鲁西聊城一带遭到日军打击，退到鲁北惠民县一带。他不敢和日军作战，却积极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妄图把八路军“挺纵”赶出冀鲁边区。
八路军“挺纵”活动在冀鲁两省交界处，津南、鲁北均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域，进退两易，回旋余地大。沈鸿烈看到了这一点，同鹿钟麟串通一气，密谋出一条他认为“万无一失”的诡计，那就是山东方面用软的办法将八路军“挺纵”赶出鲁北，河北方面用硬的手段吃掉或挤走八路军“挺纵”在津南的部队。他们认为软硬兼施、南北夹击，定能成功。为了实施其反共的“冀鲁联防”，沈鸿烈到鲁北整顿国民党武装，打击边区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撤换抗日县长牟宜之。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同沈鸿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为了实施反共的“冀鲁联防”,破坏国共联合抗日，沈鸿烈函令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务必使共产党、八路军无法存身”。意思是要他独揽党、政、军三权，束缚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发展，处处事事予以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应，也不准建立抗日政府和向百姓征收粮款。牟宜之系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出任乐陵县长，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因而对沈鸿烈的命令不予理睬。沈鸿烈恼羞成怒，先斥责牟失职，继而又电召牟回省城述职，想趁机撤换他，遭到牟的托词拒绝，弄得沈鸿烈无计可施。
1938年11月底，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尽力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到惠民城向沈鸿烈阐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观点，批驳了沈强调边区地域、筹措粮款困难之辞，严正指出，抗日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抗日，人人有责。在民族危亡之际，彼此应去掉成见，精诚团结。不久沈鸿烈致函肖华，要肖华到乐陵洽谈政事，其实是企图再次同八路军较量，把“纵队”赶出山东；另外，想带走牟宜之，另派顽固分子来乐陵同八路军搞“磨擦”。肖华接信后，认为这又是一次对沈鸿烈进行争取的好机会，便同意会谈，并做好了准备。
12月的一天，肖华到乐陵与沈鸿烈见面后，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问题。沈鸿烈非但不听，反而强调日军武器精良，国力雄厚，污蔑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如以卵击石。肖华义正词严，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沈鸿烈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硬逼肖华带领八路军尽快撤离山东，并命其部属将牟宜之架上汽车，妄图强行带走。当车队行到乐陵城南关时，便遇到上万名群众阻拦。“拥护牟先生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磨擦”、“反对破坏抗日者”等口号声震天动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开车，但车前跪着白发老人，他又命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不少青壮年都怒目圆睁，卷起了袖子。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自己狼狈地逃出乐陵。此后，为保持乐陵县抗日政府的性质，争取与沈鸿烈合作抗日，经谈判，由牟宜之推荐，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指派原县政府秘书王亦山出任乐陵县长。
与沈鸿烈的这场斗争，使人民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嘴脸，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顽斗争情绪。经过斗争，沈鸿烈的反共阴谋被彻底粉碎。
二、大赵村战斗与杨靖远牺牲
沈鸿烈借口统一军令企图把八路军赶出鲁北的阴谋遭到失败，鹿钟麟则妄想用武力消灭津南的八路军。他收买了在盐山县四区大赵村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其枪支弹药，指使其大搞反共活动，与共产党八路军搞“磨擦”，破坏抗日。当时盐山县划分为5个区，除第四区为孙仲文盘踞，其他4个区都是抗日根据地。为了霸占整个盐山，孙仲文企图先吞掉地理环境对他有利的第五区。冀南六专署专员杨靖远从抗日大局出发，决定亲自会见孙仲文，说服孙放弃反共立场，共同抗日，粉碎鹿钟麟的阴谋。他只带一人到了大赵村，同孙仲文对面交锋。当孙埋伏的枪手正要行动，杨靖远与随同人员挟持着孙仲文离房出寨，骑马奔回驻地，脱离了险境。
八路军“挺纵”因孙仲文怙恶不悛，坚持反共到底，决定予以狠狠打击。1938年12月，杨靖远指挥一个中队直攻大赵村。符竹庭带五支队策应，防备无棣之敌进袭。反动地主武装孙仲文部已有准备，寨门紧闭，且火力密集，不易攻入。战斗中杨靖远壮烈牺牲，尸体被孙仲文抢走，并将头颅割下挂在寨门上威胁群众。
杨靖远牺牲后，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在为其举行追悼会时，肖华介绍了杨靖远的生平，亲笔写了“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的挽联。追悼会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义愤，纷纷请战，要求坚决消灭孙仲文。几天后，肖华命周贯五率部队连夜开赴盐山，攻破大赵村。孙部大半投降，少数顽抗者全部被消灭。之后，八路军在盐山第四区建立了抗日区政府，接着又趁势向东北发展，建立了新海县抗日政权。
三、团结争取高树勋部抗日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从鲁南山区调石友三、高树勋为首的第十军团，插入河北省南宫县一带的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向抗日军民制造“磨擦”，到处建立反共的第二政权。12月下旬，高树勋率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北移，从山东夏津县、恩县一带跨越津浦铁路进入鲁北，开赴盐山。暂编第一军开入冀鲁边区，用意十分明显。国民党顽固派眼见“冀鲁联防”破产，不肯善罢甘休，调高部入境，是想制造大规模的武装“磨擦”，把八路军挤出边区。高树勋是河北盐山县人，比较倾向于抗战，因而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隔阂很深。蒋介石派他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暂编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肖华分析了高树勋不被国民党信任、受人排挤的处境，认为他是团结的对象，应争取其向抗日的方面迈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马皋如等人肯定会蓄意挑动高军与八路军搞“磨擦”，因此确定了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的方针。决定：（一）以主动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协助高军搞好粮食供应。（二）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高部抵达津南专署驻地盐山旧县镇时，八路军“挺纵”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肖华并派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宴请高树勋，希望他多做对抗战有利的事。高树勋表示与八路军各部协同作战。双方确定交换抗日军事情报，划分抗日阵地。高部驻盐山、庆云交界处。
高军初到时，双方关系融洽。肖华、邓克明、符竹庭数次前往高树勋部驻地，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树勋也表示与八路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还派人专程送来一封信由肖华转交高树勋，在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磨擦”的种种事实，恳切地劝戒高树勋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成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肖华、符竹庭也亲自去高军中作报告，把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在其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与此同时，以CC派马皋如为首的反共分子，却暗地策划一个个阴谋，在津南各县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与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制造冲突，以达到既防止高树勋联共抗日，又排挤八路军的目的。为了拉拢收买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妻兄刘松龄为宁津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令，随即又组建了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县的“二政权”。此前，马皋如在宁津县组织了“河北保安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王淮川为大队长，并网罗了惯匪高华胜等亡命之徒，驻于吴桥县高集一带。1938年12月25日夜，刘松龄与王淮川派人进入宁津县城，策动八路军连长刘福明叛变，内外相应，袭夺了宁津县城。事发后，抗日县长李毓祯翻墙脱逃，秘书盖津源被俘。刘福明打开县监狱，将在押犯人和土匪都放出来，打死打伤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10余人，拉走60余人，步枪50支。“挺纵”某部九连闻迅及时赶来，王淮川等人占领县城的阴谋没有得逞。
肖华等纵队领导敏锐地感到这是大阴谋前的一个信号，马皋如等人显然想以此为争端，挑动八路军与高军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利。经过研究决定，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军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的匪徒，给马皋如一个迎头痛击。
1939年1月下旬，曾国华支队袭击了刘曹庄，将保安第二总队打得狼狈逃窜。大队长王淮川负伤逃亡，抗日县政府秘书盖津源被救回。
2月8日，“挺纵”获得消息，保安队抢劫了20多辆大车，经过程庄逃往李家桥，占据了两家地主宅子，准备在那里过年。纵队领导即令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带两个连包围李家桥，务必将其一举歼灭。14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五连、八连进攻李家桥。不多时，将保安队占据的两座宅子和炮楼全部攻克。保安二总队除30多人逃窜、投奔吴桥县张国基外，其余全部被歼，袭击宁津县抗日政府主犯梁连成、高华胜、叛徒刘福明等人被当场处决。100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八路军“挺纵”在乐陵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给“二政权”纳粮纳税，紧密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
马皋如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征粮问题上大做文章，直接挑动高部与八路军发生“磨擦”。1939年初春，出现春荒，部队军粮成了问题。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肖华等边区领导带头吃糠咽菜。千万百计节约粮食，渡过难关。同时，肖华从抗日大局出发，仍指导各地克服困难，尽力帮助高树勋部队搞好供应。马皋如见有机可乘，就在高树勋部队中到处煽动，挑动高树勋部队官兵与八路军对立的情绪，同时又操纵随军的“二政权”，让他们出面，在高部掩护下，四处催粮派款，制造冲突。刘松龄带高部一个排到二区要粮要款，并将二区区长打死。之后，盐山、庆云、南皮等县都发生了类似情况。全区抗日军民，对高部此种行动，无不义愤填膺。各地抗日政府一面与高部交涉，一面张贴告示，重申除抗日政府外，其他人均无权征派粮食，军队供应有困难，应与抗日县政府协商解决，不得擅自征粮。但在马皋如等人的煽动下，高部官兵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横行无忌，四处催粮催款。另外，还派兵到处撕政府告示，抓走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高部的行径，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极大气愤，纷纷要求给予严厉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肖华等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这又是马皋如等人反共分子的新阴谋，应迅速粉碎。在征粮问题上不能含糊，原则问题决不退让。肖华亲自找到高树勋进行交涉，高开始不承认自已部下违纪的行为，反而把责任推到八路军身上。肖华据理力争，列举种种事实，说明高部的胡作非为，危害百姓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在粮荒严重之际，军粮问题要与各级抗日政府协商解决。高树勋在事实面前和肖华的劝诫下，终于答应了两个条件：一、在各地抗日政府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
冀鲁边区军民坚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重斗争策略，教育了高树勋，又一次粉碎了马皋如等人的阴谋。
1939年1月起，日军开始“扫荡”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自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连战连捷。但是，高树勋始终沿用国民党军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是几千人的大军，挤在一起，行动迟滞，奔波劳累。肖华多次劝告，他却不听，结果他的部队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家三次遭日伪军袭击后，于7月11日夜又在乐陵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围住，处境十分困难。次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靠丈高土围子拼死抵抗。高树勋眼看宁家寨即将失守，急令驻在附近的所属部队救援，但均被日军打垮。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但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下，两次突围未成。日军见此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树勋拒绝投降，一面下令部队死守，一面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发报求援。张、曹为保存实力，袖手旁观。高树勋无奈，只得向八路军“挺纵”求援。肖华立即在接电当晚带部队于深夜1点多赶到宁家寨附近，两点钟发起进攻。高树勋见援兵已到，下令部队冲锋。日军腹背受敌，不明虚实，于当日拂晓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八路军“挺纵”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支和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生俘两名日军军官。
这一仗，八路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对抗日友军是真诚相待的，同时也认识到，搞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不久，高树勋毅然率领部队撤离了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随之垮台。
四、开展反汪、驱鹿、拥朱运动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出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叛国“艳电”，劝说国民党政府就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叫嚷对中国共产党“则应彻底抛弃其组织和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及军队”，大肆煽动降日活动。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愤怒声讨。延安、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香港等地均举行讨汪大会。中共中央于1939年1月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一切办法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批驳汪的汉奸理论，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投降运动。蒋介石集团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汪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密谋妥协投降的活动。
在全国开展讨汪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磨擦”阴谋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在日军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等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敌后抗日军民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之际，公然非法宣布取消抗日的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南、冀西等地区派第二专员、第二县长，与抗日民主政权相对抗，并指使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大搞反共“磨擦”活动。他们袭击八路军，暗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迫害民选县长、区长，摧残抗日政权，捕杀民众抗日领袖，解散抗日团体，激起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0日作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提出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各将领谈判斗争，一面坚持下列主张：为了发展冀、察、鲁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军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的现行抗日民主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更应加强；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边区特委从1939年2月起，动员全区军民开展了反汪（汪精卫）、驱鹿（鹿钟麟），拥朱（朱德）运动。批驳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汉奸谬论，揭露其投日卖国阴谋，掀起声势浩大的讨汪、反投降运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撤换鹿钟麟，拥护真正的爱国抗日将领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边区各县党政军干部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深入机关、部队、乡村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次反汪、驱鹿、拥朱运动，时间长，规模大，对广大军民教育深刻，社会影响面广。通过这次运动，使全区广大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汪精卫等人投降卖国的汉奸嘴脸，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进一步认识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五节粉碎日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一、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的斗争策略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广州、武汉陷落，进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战争呈现犬牙交错状态。中国军民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使日军兵力大量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场扩大，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其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加之因军费支出剧增，租税加重，国内人民厌战心理日增，迫使其不得不考虑以攻占广州、武汉为战略进攻的终点。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方针已彻底破产。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调整。一方面，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集中重兵回师华北，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冀鲁边区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日本陆军部曾经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山东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冀鲁边区是敌人回师“扫荡”的重要目标之一。从1939年1月起，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20000多兵力，分别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出发，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中心区进行合击。敌人一面“扫荡”，一面占领县城，修公路，筑碉堡，企图与八路军“挺纵”主力决战，最后达到一举消灭的目的。八路军“挺纵”主力和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冀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在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一个下马威。只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卫边区。为避敌锋芒，“挺纵”机关撤出乐陵城，“挺纵”四、五支队跳出宁（津）、乐（陵）边抗日中心区。同时，又对反“扫荡”做出了具体部署：肖华、邓克明率“挺纵”司令部机关和四支队一部活动于东光、南皮一带津浦路沿线；符竹庭、曾国华带领五支队南下鲁北；周贯五带六支队机关和七团留中心区活动。运河、商河、津南等几个支队和各县县大队留守原地，分散与敌周旋，相机四处出击，骚扰敌人，使敌人兵力分散，便于将其歼灭。
面对强敌，英勇顽强的冀鲁边区军民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准备迎接残酷斗争的同时，也更坚定了与敌血战到底，誓死保卫边区的决心。分散活动的各八路军主力部队认真执行避实就虚的游击战原则，巧妙避开敌人追击，主动寻找战机，准备狠狠打击敌人。
二、韩集伏击战
1939年1月20日，日军在盐山县城集结了一个旅团和大量伪军，沿盐山、乐陵公路向“挺纵”六支队驻地旧县镇扑来，妄图消灭六支队。根据敌情，六支队采取“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迅速撤离了盐山县旧县镇。敌人扑空后随即南进。第二天，支队侦察员报告，明天又有一中队日军200余人继续南犯，还有几十辆大车和物资，准备到旧县镇安据点。据此，支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盐山县韩集村打一场伏击战，由七团担任主攻任务，副团长仉鸿印任前线指挥。
韩集北距盐山城15公里，南距旧县镇5公里，坐落在盐（山）、乐（陵）公路边上。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仉鸿印指挥各种武器一齐开火，七团指战员凭借坟地、树干掩护，顽强战斗。
中午，韩集及周围村庄的群众，听到八路军把日军围困在公路上的消息，欢欣鼓舞，纷纷跑来参战。有的提蓝挑担，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送水，有的老大娘把熟鸡蛋塞在战士的衣袋里；青抗先、农救会组织青年扛着鸟枪、土炮上火线同八路军一起打敌人；更多的群众则拿着大刀、红缨枪、七节鞭，甚至铁锹、木棍在村头树林里呐喊，为八路军助威。被围困的日军见到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一片喊杀声，更是惊恐失措。从中午到太阳西沉，敌人的几次反扑都被七团击退。日军中队长西村恼羞成怒，亲自率领百余残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北攻击，企图突围。这时，七团发起全线攻击，战士们跃上公路与敌展开血刃战，西村在混战中被击毙，日军中队全军覆没。
这一仗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步枪200余支、掷弹筒4个，弹药无数，小麦、大米、面粉、军毯、军服、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计60余车。
韩集伏击战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冀鲁边区军民的斗志，保卫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为八路军坚持平原游击作战树立了典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抗战两年总结中，曾把韩集伏击战作为平原战斗取胜的光辉范例，予以表彰。
三、三打灯明寺
继韩集伏击战之后，肖华率部在东光县又取得了三打灯明寺战斗的胜利。
自日军开始打“扫荡”后，肖华率部撤离乐陵城，不但先后在孔家坊、苗家集两次出敌不意伏击日军，还在东光县南霞口一带发动群众，破坏津浦铁路5公里，造成津浦路数日不能通车，中断了日军军运，日军大为恼火。东光县既是冀鲁边区的西方屏障，又是冀鲁边区与冀中、冀南战略区连接的交通枢纽，也是坚持铁路沿线斗争的抗日基地。东光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建，严重威胁着日军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安全，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光县，一面派部队追踪八路军，一面布置在东光境内加修据点，妄图变东光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1939年1月26日，东光日军联队长滕井带领200多名日军、100多名伪军，出动十几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和一些建筑材料，到灯明寺修建据点。
日军的行动意图，很快被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侦知。“挺纵”司令员肖华、参谋长邓克明和五支队长曾国华率五支队分别从宁津县大曹村、南皮县董村出发，连夜冒雪急行军40多华里，赶到灯明寺以北3华里处的一片洼地，做好战前准备后，乘夜色悄悄地向灯明寺进发。夜间11点，尖刀班悄悄摸进村子，干掉了敌人的哨兵，进入日伪军宿营的几家客店院墙，将大门打开。随后，五支队战士紧跟着冲进去。
刹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五支队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日军还没清醒过来已伤亡过半，伪军早已抱头鼠窜。战士们越战越猛，滕井不敢恋战，带着残部，仓皇逃回东光城。此战，日军伤亡100多人，枪炮弹药全被八路军运走，修建据点的各种物资也被烧为灰烬。八路军夜袭灯明寺首战告捷。
滕井逃回东光城后，被上司臭骂一顿，命令他重返灯明寺修据点。
几天后，滕井又带300多名日军、200多名伪军和200多名抓来的民夫，再次占领了灯明寺。
肖华和邓克明得知后，决定采取先用民兵进行骚扰，麻痹敌人，再派主力攻其不备的战术，二打灯明寺。
滕井为了早日修好据点回去交差，命令日伪军也和民夫一起施工。夜里，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刚刚入睡，村外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不时还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紧急集合，慌慌张张地朝村外开枪放炮。过了一会儿，村外的枪声、号声停止了。日伪军心惊胆战地等了好久，见村外再没动静，以为八路军撤走了，都抱着枪睡着了。正在这时，村外又突然响起了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日伪军以为八路军又打来了，惊慌失措地集合起来向四外胡乱射击。
就这样，一夜反复几次，如此连续两天，敌人未能睡觉，都十分疲乏。
第三天晚上，村外军号声、枪声、呐喊声断断续续地响了半夜。敌人开始还打了几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滕井虽然一再命令部队保持警惕，但日伪军因几夜未得安宁，一个个抱着大枪呼呼地睡着了，就连哨兵也不住地打瞌睡。
夜间11点，肖华和邓克明率部队踏着冰雪又赶到了灯明寺。按照部署，东光县大队在村北和村西北进行佯攻。敌人被惊醒后集中火力向村北和村西北开火。五支队趁机从村南悄悄地摸进村子，将伪军住的8个院子分割包围起来。战士们把枪架在院墙上猛烈射击。伪军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乖乖地当了俘虏。接着，五支队又向日军驻地杀去,很快消灭了顽抗的敌人。部队继续向村中心推进。
五支队及其他进攻部队，经过激战，渐渐逼近村中心，日军伤亡惨重。滕井指挥剩下的两个中队日军凭借高大砖房作掩护，拼命顽抗。
这时，肖华见敌人火力凶猛，一时难以攻下，而且天已近拂晓，再打下去对己不利，便与邓克明商定撤出战斗，待日军逃跑时再在野外消灭他们。
八路军撤出战斗，向灯明寺东南方向转移。刚出村不远，灯明寺突然火光冲天。原来日军在放火烧村子。肖华意识到这是滕井的诡计：一是两次失利后纵火报复；二是引八路军回村救火，背后偷袭。肖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他立即带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又让邓克明带一连人埋伏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放火烧村果然是滕井的一个圈套。他见八路军撤走，便令士兵放火烧民房，然后带领200多名日军隐蔽在村外的道沟里。
滕井见八路军回村救火，以为八路军中计，带着日军从道沟里爬出，兵分两路杀进村。肖华指挥战士迅速放下救火器具，用密集的火力迎击敌人。此时，邓克明带着一个连也呐喊着冲进村来，在日军背后猛烈开火。日军遭到前后夹击，伤亡惨重，不到一小时伤亡大半，剩下的几十个日军不敢再战，簇拥着滕井逃回东光城。
八路军“挺纵”三战灯明寺、大败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笑逐颜开，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日伪军则闻风丧胆，其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四、消灭于志良反动地方武装
1939年3月，边区残存的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经常骚扰、抢掠、残害群众，有的反动地主武装甚至勾结日伪，“蚕食”抗日根据地。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不断接到群众来信，控诉盘踞在陵县的于志良等股土匪横行霸道、奸淫抢掠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除掉恶棍。
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出兵讨伐民愤极大的于志良部，并由“挺纵”五支队执行这一任务。3月中旬，曾国华率五支队到达陵县。此时，于志良率所部2000余人正在进攻驻扎在陵县的另一支地方武装十八团。十八团原为18个村子的“联庄会”，以护村为宗旨。抗战开始后，这个团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下，较为开明进步。共产党也曾先后派人在十八团所辖各村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农会和抗日群众团体。由于十八团消灭了借口征粮派款向团部驻地发起进攻的于志良一连人马，于志良便勾结日军，进攻十八团，连续攻下几个村庄，残害群众，十八团团长被绞死。五支队得到消息后，急行军奔向十八团驻地，展开队形，向于部人马和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仅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于志良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
出于对八路军的感激和信任，十八团提出将所有人马和枪支交给八路军。根据乡亲们的意愿，八路军收编了十八团，委任梁国栋为十八团团长，杨秀章为政委，刘德胜为特派员，原“十八团”副团长王茹玉仍为副团长。十八团编为3个中队，并从“挺纵”抽调一批连、排干部充任中队长和指导员。附近一些小民团受其影响也纷纷接受改编，该团扩大到5个中队。改编后的十八团，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武装。从此，陵县安定下来，成了边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五、大宗家战斗
日军在韩集、灯明寺战斗中连遭失败，使驻德州的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十分恼火，他把德州附近日军集中起来，四处搜寻八路军“挺纵”主力，妄图报复。
1939年4月1日，“挺纵”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带领机关及所属五团（缺二营）1700余人，来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进行短期休整，被日军侦知。安田大佐调集德州、济南、沧州、商河、平原、禹城、临邑、济阳、宁津、吴桥、盐山、东光等地快速部队2000多步、骑、炮兵，并配有战车、汽车，星夜朝大宗家杀奔而来，企图用重兵偷袭战术，歼灭八路军主力。当五支队发现敌情时，再转移已晚。曾国华、王叙坤立即命令驻各村部队做好恶战准备，并伺机突围。
敌人先向“挺纵”五支队司令部和五团团部驻地侯家和大宗家展开猛烈进攻。五支队的指战员，大部分参加过红军长征和平型关大捷，能攻善守，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冒着敌人炮火，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激烈、残酷，呈胶着状态。
在侯家村内，曾国华等支队领导一面指挥部队反击，一面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认为敌人骑、炮、战车配合，并有大量汽车，行动迅速，机动能力强，如强行突围，部队定遭严重伤亡。决定首先打击敌人保留不用、作为机动驰援兵力的骑兵，消除敌骑兵在平原上冲杀、追击快速的优势，为部队突围转移创造条件。遂命令驻赵玉枝家村的主力一营抄敌后路，进攻敌骑兵。
一营战士在沙土岗掩护下，朝毫无准备、隐蔽待命的敌骑兵冲杀过去。战士们挺起刺刀，对付敌人的马刀，伺机再朝敌坐骑猛戳。平原旷野上，出现了世上罕见的步骑兵混战。曾国华听到村子附近的沙丘一线杀声震天，人喊马叫，知道一营已同敌骑兵展开激战，认为突围时机已到，遂命村内防守的三面兵力并成一路，以一直待命的支队骑兵连作前锋，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并协同一营主力，对敌骑兵形成夹击之势，敌骑兵伤亡大半。在树林里督战的安田，见骑兵危急，急用旗语调动包围村子的步兵前来增援。八路军发现了敌人的指挥所，抽出一个步兵排和一个骑兵班进行袭击。安田上马逃跑，被手榴弹击中，当场毙命。
支队机关、骑兵连和五团主力杀退了敌骑兵，但是，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于是，曾国华又率部杀奔大宗家，为五团团部解围。
大宗家村内，八路军同蜂拥而至的日军短兵相接，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反复冲杀。但终因敌众我寡，八路军退守一处坚固庞大住宅，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正在危急时刻，曾国华率部赶到，里应外合，杀退敌人，突出村外，但负重伤的团长龙书金和一名参谋未能突围。部队趁敌不防，又杀了个回马枪，救出龙书金等人，杀出村外，越过大宗家旱河，转移到宁津县柴胡店休整。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虽然五支队开始处于被动地位，但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消灭日军安田大佐以下500余人，给敌人以重创，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在冀鲁边区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此场恶战也使五支队受到较大损失，五团政委曾庆红、特派员谢家树、政治处主任朱挺先等300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这一仗震惊了日本政府，东京广播电台曾为日军的这一惨败发出了哀号。
六、盘河伏击战
大宗家战斗结束后，日军将死尸就地焚烧，葬于陵县张丰池家。驻临邑的日军，为宣扬其“武士道”精神，经常由临邑路径盘河，前往张丰池家祭奠战亡者。日军这一行动规律，被“挺纵”新编四团党代表赖金池和陵县新编十八团团长梁国栋得知，他们遂即研究商定了在盘河设埋伏歼敌的作战方案。
5月26日，根据可靠情报，日军将到陵县张丰池家祭奠。赖金池会同梁国栋作了战前部署，决定由赖金池率新编四团一部埋伏在盘河附近公路两侧坟地、“七圣庙”和树林里，担任主要伏击任务；梁国栋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盘河东边约5华里的公里两侧埋伏，负责阻击临邑方面的来援之敌和战败溃逃的日伪军。战斗命令下达后，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战，情绪十分高涨。
27日拂晓，赖金池与梁国栋分别带领队伍到达埋伏地点。部队按照指挥员的要求，立即分散隐蔽，修筑工事。天渐渐地亮了，战士们在工事里密切注视敌人的动静，严阵以待。当太阳爬上房顶的时候，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带领40多名日伪军沿济德公路由东向盘河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伪军，后边紧跟着3辆骡马大车，最后是头戴钢盔、肩扛“三八”大盖的日军。当敌人钻入新编四团的埋伏圈时，随着赖金池一声令下，公路两侧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四面开花。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日伪军乱作一团。受惊的骡马，驾着大车乱跳乱蹦，车倒马翻，栽进沟里。小野清夫慌乱中连忙命令进行反击。埋伏在“七圣庙”附近的战士们用机枪一阵扫射，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这时，赖金池一声令下，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从四面八方冲向公路，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英勇的战士们与敌人激战40多分钟，消灭日军23人，俘虏伪军20多人，还缴获了轻重机枪、长短枪、弹药等战利品。小野清夫在逃往临邑的途中被活捉。
这次战斗，使驻临邑的日军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抗战斗志。
七、沙窝突围战
1940年2月8日凌晨，在商河县与惠民县交界处的沙窝村一带，八路军“挺纵”部队和地方武装千余人，在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恶战。
这次战斗是“挺纵”在沿济（阳）、惠（民）公路两侧的济阳县陈、罗二庄，伏击日军渡边中佐以下40余人后，转移到沙窝、翟家一带同寻机报复的包围之敌进行的。当发现被敌人包围后，符竹庭等认为，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必须趁夜间突围，撤回根据地。决定由七连吸引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七连立即在沙窝村东开始行动，佯装突围，造成部队向东突围的架式，吸引了敌人主要兵力。符竹庭带着大队人马乘机秘密转移到沙窝西边的翟家村。趁敌人把注意力放在沙窝，对翟家村防守不严，悄悄摸到村边，接近敌人开火猛打，打开缺口，向宁津、乐陵一带转移。
“挺纵”大部队胜利突围，使敌人恼羞成怒，把气全部发泄在七连身上。他们把沙窝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发起猛攻。当第一次冲锋被七连打垮后，敌人改变了战术，除用炮火猛轰，还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弹。但是，七连指战员顽强反击，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下午，敌人从济南、德州、东光等地又调来了大批援军，并开始全面进攻。七连为保存实力，撤进村内，和敌人展开巷战，准备坚持到天黑，等待时机，突围转移。
从战斗一开始，沙窝村群众就自动加入了战斗行列，抬伤员，送弹药，送水送饭，从各自家中端来过年的饺子、包子、馒头、年糕。部队撤进村后，为协助部队阻击敌人，群众又自动搬出各家的大车、农具、桌椅板凳等，堵住路口、巷口。广大群众的支持，使战士们更坚定了胜利信心。
深夜，敌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防守放松。七连连长王皓民带领30多名战士，换上日军军装闯出重围。惠民县委书记李毓芬和50多名战士，在熟悉地理环境的房东王成带领下，顺利摸出了村外；另外30多名战士在副连长孟广选率领下，摸到村边，干掉敌哨兵，也很快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至此，七连全部突围脱险，顺利和大部队会合。
沙窝战斗中，“挺纵”与数倍敌人作战，歼敌500多名，击毁敌坦车、装甲车、汽车27辆，而“挺纵”在敌强我弱、重兵包围的情况下，只伤亡60余人，并奇迹般地胜利突围，创造了平原突围战的范例。特别是守卫沙窝村的七连用200人的兵力拖住了日伪军3000多人，掩护了主力部队突围，这在平原游击战中是十分罕见的。
八路军“挺纵”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连战连捷，有力地保卫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其间，边区政府、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对保卫根据地，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筹集给养，搜集军事情报，发展民兵组织，设置交通站。广大群众一面坚壁清野，断绝敌人给养，一面秘密制造地雷炸药，为八路军提供军火。
日军疯狂地“扫荡”冀鲁边区，企图搞垮八路军，占领整个边区。英勇善战的八路军不但没有被打垮、压垮，反而越战越强。八路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使敌人无法占领冀鲁边区广大村镇，从而巩固了津南根据地，发展了鲁北根据地，扩建了地方武装。更为重要的是，八路军在频繁的战斗中，逐步摸索出了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对坚持平原游击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第六节“挺纵”主力转移鲁西
日军主力回师“扫荡”华北后，增设据点、岗楼，向抗日根据地步步进逼，还常常聚集重兵，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为加强八路军在山东的实力，开展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增强坚持山东抗战的骨干力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令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1939年3月，一一五师主力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到达鲁西地区，创建扩大了鲁西抗日根据地，并取得了肥城陆房、梁山等战斗的胜利。
1939年9月4日，八路军总部向活动在肥城一带的一一五师发出指示，指出：肥城山区甚小，我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肖华活动之冀鲁边地区粮食困难，敌之封锁严密，应以一部转入鲁西。据此，陈光、罗荣桓率部进入鲁南，肖华领导的“挺纵”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外，主力开始分批转移，一部开往鲁南，一部开往鲁西（包括鲁西北）。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行动，“挺纵”先后分九批共15000余人从冀鲁边区转移出去，极大地加强了鲁南和鲁西的战斗力量。
第一批是孙继先率四支队进入鲁南滨海地区，协同八路军山东纵队开辟了滨海根据地；第二批是周贯五率领六支队七团开赴鲁南；第三批是宁津第六团和泰山支队进入鲁南地区，同师部率领的六八六团主力合并，开辟了抱犊崮根据地；第四批是曾国华率领的五支队；第五批是由王叙坤率领的五支队一部；第六批是邓克明带领的机关一部；第七批是军政干校教师、学员；第八批是肖华所率司令部机关和特务连，转移到鲁西。转移到鲁西的部队，奉一一五师师部命令，同杨勇所率部队会合，成立了鲁西军区及教导第三旅，肖华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第九批撤离边区的是符竹庭带领的“挺纵”政治部机关。“挺纵”主力转入鲁西，极大地加强了八路军在鲁西和鲁南的战斗力量，使这两个地区成为一一五师的两个拳头。这是冀鲁边区军民对开辟鲁西北平原和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有力支持和贡献。
紧接着，八路军总部命令鲁西、冀南、冀鲁豫、冀鲁边的主力和冀中的一个纵队，组建华北讨逆野战军，宋任穷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1940年，华北讨逆野战军在宋任穷、肖华指挥下，出动25个正规团，向石友三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战役，歼敌3000余人。3月，终于将石部彻底击溃。这次讨石战役，打通了苏北、山东与太行山区的联系。此后，肖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9年9月下旬，周贯五奉肖华之命由鲁南返回冀鲁边区，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当时，主力部队转移后，冀鲁边区只剩下两个营、两个县支队和1个警卫连的兵力。冀鲁边区军民在以周贯五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坚持边区抗战。
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挺进冀鲁边区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及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打击日军，鼓舞人民，稳定局势，巩固冀鲁边，坚定人民抗战胜利信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挺纵”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时期，是边区抗战的兴盛时期，为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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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龙书金，湖南省茶陵县人。1910年出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离休前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②肖华，江西省兴国县人。1916年出生，曾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逝世。
③周贯五，江西省吉安县人。1902年出生，曾任冀鲁边军区政委，离休前任南京军区副政委，1987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