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在百色恐怖下的斗争
第一节 党组织在屡遭破坏中坚持斗争
一、鲁北县委和鲁北特委、特支的建立
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次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其后的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8月初，中共山东区委在平原召开会议，决定调吴芳任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任山东区委书记，丁君羊负责组织工作，王元昌负责宣传工作。会后，山东区委派人在平原县督府营村召开鲁北地委成员及部分党、团员会议，传达区委会议精神，决定杨笙甫任鲁北地委书记兼宣传委员，李宗鲁任组织委员，马绳武任地委委员兼平原县党支部书记。
“八七”会议后，山东区委负责人邓恩铭、丁君羊等来平原，在城东三里杨村召开鲁北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发动8县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问题。9月，鲁北地委在平原县城东潘庄召开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杨笙甫、李宗鲁、王旭鹏、金谷兰、张宁宇、王乃河、李敬铨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具体研究了发动农民暴动的问题，一致同意各县借用红枪会的力量，举行武装暴动。为此，会议成立了“鲁北暴动行动委员会”，杨笙甫、李宗鲁为总的领导，其他人员分赴各县进行武装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
同年10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成立。随后，省委将部分地委改为县委，其中，鲁北地委改为鲁北县委。李宗鲁任县委书记，王旭鹏、李剑赤为委员。鲁北县委的活动区域和隶属关系与鲁北地委相同。
鲁北县委成立后，在平原县城东三里杨村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议分析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和部署了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12月，在鲁北县委的领导下，陵县于集、宋集两村农协会员、联庄会员、民团武装等举行武装暴动失败，陵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鲁北县委抓紧进行党组织整顿和发展工作。鲁北各县在整顿组织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团员。到年底，鲁北各县共有党支部12个，党员87名；团支部5个，团员37名。其中平原有党支部4个，党员33名，团支部1个，团员15名；禹城有党支部2个，党员12名，团支2个，团员8名；齐河有党支部1个，党员3名，团支部1个，团员8名。
1928年1月，按照鲁北县委的指示，平原、禹城、夏津、德县、高唐等县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到乡镇、集市、车站张贴标语，撒发传单、歌谣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宣传党的主张。同年2月，夏津县忠信寨党支部制定武装暴动计划，积极准备发动农民暴动，为此，争取红枪会和民团数百人，拟于春苗长起来后以“青纱帐”为掩护，举行暴动。支部将暴动计划向鲁北县委作了汇报，李宗鲁指示，暴动后成立鲁北红军第一路军，地方民团首领苟长水为司令，刘君雅为党代表。后因形势不断恶化，暴动未能举行。
同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全委会议通过了《目前政局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建立党的组织基础与工作基础起见，省委应将所有人力、财力集中在济南、青岛、淄博、潍县、鲁北等五区”。根据决议精神，4月28日，省委派泰莱党组织负责人于赞之、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来鲁北，将鲁北县委改为鲁北特委。山东省委委员、济宁特支书记李春荣来鲁北任特委书记，于赞之、张干民、李宗鲁、王旭鹏、金谷兰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高唐县谷官屯村。
鲁北特委成立后，在高唐谷官屯召开了鲁北县委扩大会议，部署了组织高唐谷官屯武装暴动的任务。但因暴动日期被泄露，5月4日黎明，高唐县警备队和豪绅土匪武装数百人，袭击了特委机关和农民自卫团团部，李春荣、自卫团副团长姜占甲等11人遇害，刚刚建立6天的特委遭到破坏，暴动失败。自此，鲁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5月初，平原县长刘耀东组织地方武装袭击从平原路过的张宗昌军队，张部反击，刘战败逃离平原。中旬，国民党第四军进驻平原，国民党右派分子鲁鱼充任平原县长，国民党党部也公开反共，他们串通一气，共谋破坏中共党、团组织。不久，反动派进行第一次大搜捕，马绳武、张宁宇等先后被捕入狱，平原县党支部和县立中学党、团支部遭到破坏。夏津县的刘君雅、李建华、杜诲臣、刘维鲁等党员也被捕，不少党、团员因被通缉而出走外地，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均遭到严重破坏。
同年6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致信鲁北党组织，主要内容是：1对过去鲁北工作的批评；2关于鲁北今后工作的指示；3鲁北特委改为鲁北特支，直属省委领导，成立执委会主持工作；4省委不久即派1人去鲁北负责党的工作。随后，按照省委指示，鲁北特委改为鲁北特支，下属11个支部，王旭鹏为特支主要负责人。为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特支举办党员定期训练班。省委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9月，山东省委指示鲁北特支将德州、平原、禹城列为鲁北党的工作的中心地带，并派党员王锡明到德州组织铁路工人运动。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鲁北特支没有固定驻地，主要活动在平原城南徐庄、小屯一带。
1928年秋末冬初，由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供出鲁北党组织的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又对鲁北共产党员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平原县党员刘清峰、王良才等人被捕，仇万兴、张振隆、张文轩等人闻讯逃匿；王旭鹏因重病卧床取保候审，年底逝世，鲁北特支工作终止。同年冬，共青团山东省执委、鲁北巡视员王凤歧在平原被捕，平原等鲁北各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团员有的被捕，有的被迫远走他乡，鲁北各县革命形势进入低潮时期。
二、鲁北临时委员会和平原中心县委的建立
1929年1月，为恢复鲁北党的工作，山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禹城特支，杨瑞亭为特支负责人。由于鲁北各县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禹城特支的活动极难开展，不久即停止。与此同时，在平原县立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马云祥、李振山等人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活动。10月，马、李两人发展刘子蔚①入党。经过马云祥、李振山、刘子蔚等人积极活动，在县立中学和各自的家乡，又发展了10余名党员。1930年10月，在山东省委屡遭破坏，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马云祥提议，建立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领导平原、恩县、禹城、临清、高唐等县党的工作。刘子蔚任临委书记，马云祥任组织委员，李振山任宣传委员。鲁北临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先后在平原、禹城、恩县等地的学生和农民中，发展20余人入党，并建立了恩县桃花店党支部和临清联立师范党支部。1931年7月，鲁北临委负责人在平原县立中学毕业后，分别到聊城、济南上学，鲁北临委自行解散。但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并和平原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8月，平原县立中学的学生党员段尔平、孙兴桥、万宝善（万金荣）等人，在平原县东关大车店秘密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恢复建立鲁北党组织事宜。刘子蔚应邀参加会议，在他的指导下，会议成立了中共平原中心县委，段尔平任书记，孙兴桥任宣传委员，万宝善任组织委员。平原中心县委领导原“鲁北临时委员会”所属各县党组织的工作。翌年春，平原中心县委通过在济南上学的李振山与省委取得联系，后省（临）委曾派组织部长宋鸣时、宣传部长曹仲山来平原视察、指导工作。1933年7月，宋鸣时叛变投敌，因其出卖，鲁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平原中心县委书记段尔平被捕后叛变，组织委员万宝善和鲁北地区部分共产党员，如冯玉诰、孔繁实、孟致祥等人相继被捕，孙兴桥、郎凤山逃匿胶东坚持斗争，马云祥、杨世荣、杨中一等人闻讯转移。自此，鲁北党组织再次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
三、庆云、宁津、乐陵等县党组织的发展和对敌斗争
1927年12月，庆云县委书记邸玉森受津南特委派遣去天津建立联络站，陈一新接任县委书记。1928年3月，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庆云县委书记陈一新与龙王庙党支部书记胡恒熙，在庆云、盐山一带建立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名为“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他们带领这支队伍攻占庆云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支队扩大到300多人。奉军张宗昌部2000多人包围了庆云县城，双方激战3天，因陈一新动摇，暗中拉队伍逃跑（后投靠国民党），致使敌人攻占县城。这次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随后，津南特委开除陈一新的党籍，撤销庆云县委和盐山县委，重建庆云盐山县委，胡恒熙任县委书记，范廷俊任宣传委员，武大风任组织委员，胡泮河任军事委员，杨德然任青年委员。1931年，庆云盐山县委书记胡恒熙和邸玉栋等人，在庆云、盐山组织“反帝大同盟”。他们秘密印发传单，进行政治鼓动，并在组织“反帝大同盟”的名义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庆云盐山县委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32年秋，庆云5个区建立了区委，支部发展到30多个。1934年4月，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庆云盐山县委书记胡恒熙等人领导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马颊河罢工，刘格平、胡恒熙、杨德然、胡林晓等8名党员在罢工斗争中被捕，津南特委和庆云盐山县委由此遭到严重破坏。这次罢工，人员之多、规模之大、政治影响之深，在冀鲁平原上是空前的。虽然这次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最后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它却充分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1935年10月，在领导罢河工斗争中被捕的胡林晓从北平监狱获释回到庆云，根据津南特委指示，重建了庆云县委。胡林晓任书记，津南特委委员马振华兼任组织委员，张云峰任宣传委员。1936年秋，庆云县籍学生党员范普权因闹学潮被泊镇师范开除学籍，回到庆云板营高小任教。不久，即与共产党员王于翰、温佩青等人组成板营党支部。同时，他们在学校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并先后发展张岫石、周玉峰、任于贤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根据津南特委的指示，庆云县委在板营高小召开会议，进行了组织调整。胡林晓任特委交通员，范普权接任县委书记。
1927年8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兴周回到家乡宁津县王表寰村，以教员身份在本村学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与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酝酿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小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宁津县教育界及社会各阶层中传播。这期间，在天津一师、南开中学、河北省九师求学入党的崔洪钧、刘元俊、李景思、孟振华、崔炳轩、刘希孔等人也陆续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同年9月，崔洪钧、刘元俊、崔炳轩、刘希孔等人，在崔寨子村召开中共宁津县党支部成立会议，选举崔洪钧为书记。党支部成立后，以学校为阵地，在进步教师和社会青年中发展党员，联合进步教师组成“教育促进会”，并于同年12月组织发动全县200多名教师开展了“平均使用教育款”斗争，迫使当局将全县旗地、庙产、股票、仓谷基金都归县高小充作教育经费。另外，当局还被迫给每所小学增加经费。此次斗争进一步争取团结了全县的教师和学生，有10多名进步教师发展为党员。1928年5月，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宁津县党支部决定以合法斗争形式开展工作，派党支部成员张策平、王兴周等人，与路经宁津县城的国民党北伐军战地司令部吕志仁洽商，公开建立了“国民党宁津县党部”，刘元俊任书记长，张策平、王兴周、荣镜照任执行委员。他们利用取得的合法斗争权力，打击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受到各界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翌年初，由于县党部的活动情况被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察觉，遂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但是，宁津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在逆境中继续开展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宁津共产党员根据时局的新变化，广泛组织发动教师、学生和民主人士，到集市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传活动，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同时，还在王表寰高小和大柳小学先后创办了“今日读书会”。党的这些革命活动，为后来中共宁津县委的建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932年春，宁津县共产党员李荫章等人在本县王家庙完小和何家寨建立了两个党支部，李荫章兼任两个支部的书记。同年8月，中共宁津县委建立，王兴周任书记，李荫章任组织委员，宗吉庆任宣传委员，王锡珍任青年委员，荣孟源任反帝同盟会委员，王剑心（王见新）任秘书。县委建立后以大柳街为中心，划分东西两个活动区域，王剑心、荣孟源负责东区工作，李荫章、宗吉庆负责西区工作。此后，县委陆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宗庄、苑庄、堤下王庄等9个农村党支部。同年11月，河北省委巡视员廖华到宁津检查指导工作，在北宗庄召开了宁津县委会议。会议鉴于王兴周私自去天津，长期脱离党组织，荣镜照丧失党员条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次年1月恢复党籍），并改组县委，李荫章任书记，王剑心任组织委员，其他委员未变。廖华在会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要求宁津县到年底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200名，在有党员的地方办好农民夜校，还要为今后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创造条件。1933年6月，根据河北省委指示，津南特委组织委员吴建华来宁津，在王家庙完小与李荫章协商后，到大柳街学校主持重建中共宁津县委。李荫章任书记，王兴周任组织委员，王锡珍任宣传委员。新县委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全县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到1933年底，全县党的基层党支部发展到20多个，党员80多名。宁津党组织的发展，为全县革命斗争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1934年，在宁津县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多次组织发动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从夜闹岱家庙会到王表寰高小三次学潮，从梁集、曹洼棉油厂300多名工人的罢工斗争到南北庄“齐心会”的联名上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扩大了抗日救国宣传的影响。
1935年1月，国民党宁津县党部下令搜捕共产党员，县委书记李荫章被捕叛变，王兴周、宗吉庆、苏其庆、盖津源（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杨秀章等因其出卖而被捕，宁津县委和一些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年2月，躲避在河北省泊头的县委委员王锡珍与津南特委接上关系，被任命为宁津县委书记。但由于环境恶劣，王锡珍始终未能与坚持地下活动的宁津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2月，津南特委派李广文来宁津，重新组建了宁津县委，李广文为书记，张策平任组织军事委员，盖津源任宣传委员。县委在全面总结过去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整顿党的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方针。同时，县委还积极慎重地恢复和重建了全县各地的党组织，有效地加强了党的领导。
宁津县委及全县各地党组织领导的这些早期革命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为后来党组织领导抗日斗争，创建宁津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7年，津南特委在沧县大堤东村召开会议，研究党的组织发展会议，决定由王俊峰等人在盐山南部、乐陵北部建立一个工委，负责该地区党的创建工作。不久，中共盐山县杨马连工委建立，王俊峰任书记。此后，王俊峰以卖大蒜和笔墨为掩护，在乐陵北部孙七庄、李介家、史家坟等村广泛接触进步青年，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秘密从事发展党员工作。1932年初，王俊峰在乐陵发展了贾振生（贾震）、张荣德、刘万春、陈观涛、韩国珍、高风山等第一批共产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久，中共乐陵县荣庄党支部、孙七家党支部、前后灶张党支部、张兴宇村党支部相继建立。从此，党在乐陵县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同年初秋，王俊峰、贾振生等遵照津南特委的指示，在孙七家小学建立了中共乐陵县工作委员会，贾振生任书记，孙宝智任组织委员，韩国珍任宣传委员。11月，工委改为县委，领导成员未变。
乐陵县委建立后，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迅速发展。1932年12月底，中共芦店区委、城关区委和东辛店区委建立。这一年，全县建立党支部（或小组）14个，党员增加到90余人。此时，乐陵县成为冀鲁边区建党工作发展最快、党的组织建立最早、党员人数最多、革命形势最好的一个县。1933年3月，为进一步巩固发展乐陵革命斗争的形势，乐陵县委遵照津南特委的指示，调整了县委主要领导成员，杜步舟接替贾振生任县委书记。贾振生以津南特委特派员身份兼管乐陵等县党的工作。此间，贾振生、范长法、李振海以办“流动图书馆”为掩护，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新生》、《共产主义ABC》、《苏俄视记》等60余册书刊分发给全县部分党员、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在全县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4月，县委又根据特委指示和当时乐陵的革命斗争形势，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一夜之间，将用红绿纸做成的若干小旗，写上“红军打过来了”、“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插遍县城大街小巷。与此同时，县委创办了《真报》，宣传进步思想，指导党的工作。还在进步教师中组织“教育研究会”，研究如何办好教育，提倡男女合校，穷人免费入学，举办夜校等问题，并在研究会中发展党员。县委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1934年4月，庆云县马颊河民工罢工斗争失败，组织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刘格平及16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周围各县党组织由此遭受严重破坏，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面对严峻的形势，1935年8月，津南地下党组织在沧州召开会议，建立了新的中共津南特别委员会，俞恩荣任特委书记，邸玉栋任组织部长，贾震任宣传部长，马振华为委员兼特派员，胡林晓为特委交通员。会议总结讨论了马颊河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确定特委总的工作重点是：长期深入地艰苦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提出了“反蒋抗日”、“抗捐抗税”、“借粮救灾”等行动口号，并决定将乐陵县委改为乐陵中心县委，杜步舟任县委书记，孙宝智任组织委员，张墨仙任宣传委员。县委领导以乐陵为中心的阳信、商河、惠民、无棣等县党的工作。1936年，国民党乐陵县政府成立青年训练总队，在各区成立乡农学校。乐陵中心县委遵照津南特委关于设法派人进去掌握人员枪支的指示，派共产党员孙宝智、张勋烈打入训练总队第二大队，分别担任大队长和政治协理员，做争取工作。此后，中心县委开始注重抓武装，为后来党组建抗日武装，开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创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四、平原五乡师党支部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之后，鲁北地区以平原为中心先后建立起来的几届党组织连遭国民党破坏，至30年代初期，鲁北一带的地下党员，处于极为困难的分散状态，党的活动也处于低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地下党员马霄鹏②和李竹如③先后于1931年秋和1932年暑假来到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平原五乡师的教职员大多是大专院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青年，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的子女。他们都有一股正义的爱国热情，对社会的黑暗、日军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深怀不满，时常在餐厅、宿舍、甚至教室课堂议论抨击。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比较高涨。
马霄鹏和李竹如利用乡师这一有利条件，向师生和附近群众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并着重对进步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李竹如组织了业余剧团，亲自导演了《五奎桥》、《香稻米》等革命话剧，并编导了讽刺剧《大登殿》，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演出，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州国的罪恶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发了广大教职员工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强烈爱国热情。为使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马、李二人启发进步学生阅读革命理论书籍，创办“读书会”，引导学生探求革命真理。他们还利用讲课机会，向进步学生灌输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两位党员教师的革命启蒙教育，“读书会”这一进步组织，为平原乡师党员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建立，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革命条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马诚斋、张一粟、赵毅、高峻岳等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马霄鹏和李竹如鉴于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杀害的教训，当时并没有向学生们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1934年1月，一级二班学生马诚斋秘密通过关系了解到，在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上学的恩县同乡刘子蔚是共产党员（此时任中共鲁西总支书记），便找到他的家中，向刘子蔚倾谈了对党的认识和渴望加入党组织的迫切心情，经过深入交谈，马诚斋被发展为平原五乡师学生中的第一个党员。
马诚斋入党以后，不久便与马霄鹏、李竹如建立了党内同志关系。在二位党员教师的具体指导下，从3月到9月，又先后发展了张一粟、赵毅、高峻岳、张国平4位读书会骨干入党。10月的一天，5名学生党员又在两位党员教师的秘密指导下，以“读书会”核心小组的名义开会（此时，“读书会”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会上，马诚斋正式宣布平原五乡师党支部成立。马诚斋任支部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高峻岳任委员。由于此时山东省委屡遭破坏，全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在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主要是在马霄鹏、李竹如指导下，慎重发展党员，利用“读书会”等外围组织，秘密开展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工作。
1935年5月，为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进步书刊，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对全省师范学生实行会考。济南一师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王文轩等联络全省各师范学校师生进行反会考斗争。平原五乡师党支部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发动全校学生进行了罢课斗争。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使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和年轻的学生党员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
1935年暑假以后，平原五乡师一级学生党员大都离校，学校党的活动由马霄鹏、马诚斋领导。他们在学校继续利用“读书会”、“恩县教育促进会”等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和其他形式，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并与在校外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保持联系，给他们在附近各县开展革命活动和党的地下工作予以指导。
从30年代初期到抗日战争开始这一历史阶段，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在鲁北地区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敌人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秘密发展党员，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不畏艰难，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毕业后奔赴鲁北各县，继续从事革命宣传和党的活动，为抗日战争初期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抗日斗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
一、开展抗捐税、反恶霸、反贪官、反封建势力的斗争
1927年秋，鲁西北地区遇到严重的旱、蝗、雹灾。据陵县、平原、恩县、齐河、夏津、禹城等县的统计，受灾村庄4371个，年收成仅为常年的3成左右。民众衣食无着，而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极力搜刮民财。在此情况下，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民众斗争此起彼伏：恩县农民与官府军发生冲突；陵县活埋催粮差役；禹城、齐河的共产党员组织群众掀起反抗张宗昌征收“讨赤捐”的运动，将标语贴到县衙大堂上；夏津县党组织借用红枪会的力量，抗住官府的3次催粮，将前来催粮的差役拴在牲口槽上强迫其吃草。同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山东工作大纲》，要求山东省委有计划地领导农民暴动，尤其要领导鲁北2000万灾民杀豪绅官僚，没收其财产，救济灾荒。改组后的山东省委于12月发出了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鲁北县委也召开会议，要求各县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并准备暴动。
1928年春，夏津在济南一师读书的学生李思孝、董全兴、董仲廉和东昌三师读书的学生李建华、刘维鲁等回到家乡，在李思孝的倡议组织下，建立了夏津县农民协会。农协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贫雇农同地主、豪绅、地方反动势力作斗争。为了促进农协的发展，夏津县珠泉屯党支部书记李东旭和李思孝等人在一些村庄开办了夜校，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以贫雇农为主力的农民协会在夏津县忠信寨、珠泉屯、宋里长屯等十几个村庄建立起来，会员很快发展到3000余人。农协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并向地主提出：要提高长工工钱，增加雇农收入，不准欺压百姓，听从农协指挥。太平庄农协向恶霸地主进行清帐斗争，使地主豪绅心惊胆战，威风扫地，贫苦农民却拍手称快；珠泉屯农协为掩护共产党的党、团支部及农协工作开展，挂起了“国民党夏津县第二党部”的牌子，与国民党夏津县反动政府相对抗，并3次冲击国民党县党部，从而扩大了农民协会的影响，壮大了农民运动的声势。
同年4、5月间，国民党军队开到山东，在各地进行清党，夏津县许多党团员先后被捕，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党所领导的农协组织也随之解体了。
同年春，平原县党组织继续在高、恩、夏、平交界处散发传单，组织农民协会。王旭鹏在小屯一带发展党员20多人。共产党员郑春孟等人带领红枪会杀死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红枪会头子王金鉴。不久，王的12个把兄弟带领反动武装到郑官屯进行报复，党员郑春荣、郑德贵、郑德诚和群众徐传孟、郑宝庆等惨遭杀害。
同期，禹城县季李胡店党支部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由于春荒严重，加上反动当局的苛捐杂税，官差、盐巡敲诈勒索，地主豪绅控制村中婚丧嫁娶之权，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因此，禹城县季李胡店党支部组织农民协会，以“老人社”(婚丧理事会)形式，同本村封建族权作斗争，使地主的特权失灵。同时，党支部发动农民挎着篮子，不顾地主鸣枪威胁，抢了地主的苜蓿，组织“口袋队”向地主借粮。党员杨瑞亭带领农协会员百余人，捉住两名敲诈勒索的盐巡，押送陈寨盐局，迫使局长张庆明答应“严办”。
同年秋，平原、禹城县党组织发动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清财为名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1934年6月，为开展党的活动，张策平应聘到宁津县大柳街荣孟源家中任书记馆老师。他以此为阵地，在大柳街联络、培养进步农民和知识青年，办起农民夜校，向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同年12月，为使农民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反对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张策平在自己的家乡南北庄组织起“齐心会”，发展会员200多名。“齐心会”建立后，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同农村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土匪头子李维新闻风逃跑。不久，“齐心会”又发动10余村的农民，联名状告号称“南霸天”的小店区国民党区长张国栋和警察所头子张运书。河北省国民党政府因怕由此举引发起农民暴动，随即撤销了“二张”的职务，以平缓民愤。顿时，小店区农民个个扬眉吐气，奔走相告。通过这场斗争，不仅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自身组织起来的力量，而且促进了农民革命斗争在更大范围内开展。
二、陵县农民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鲁北地委决定发动领导陵县农民暴动。1927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四五百名群众在城北天齐庙集会，准备以里应外合的方式举行武装暴动，攻占陵县城。但因条件不成熟，致使暴动失败。
1925年，张宗昌祸鲁，劳动人民苦难更加深重。据陵县县志记载，1926年，每口丁银已加征到4.85元，1927年更猛增到18.45元。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军事善后捐、讨赤捐、住房捐、锅头捐、牛捐、狗捐、猪捐，不下五六十种。县境以内土匪横行，一次就在土桥街绑票30多人。更有甚者，德临道道尹林介钰（陵县属德临道）借口剿匪，到土匪驻地虚放几枪，丢下枪弹任土匪收敛。事后，土匪再将枪弹钱送交林介钰。土匪有了官府支持，公然树起“天下第一团”的大旗。社会动荡，自然灾害接连不断。1927年大旱，秋又早霜，庄稼基本无收。据统计，陵县受灾人数100745人，灾区面积2000平方公里，受灾村庄280个。受灾人数、村庄、面积均超过全县总数一半。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反抗斗争屡有发生。1926年，红枪会4万余人向军队发起进攻，张宗昌调大军包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山东省委对陵县局势的发展非常重视，认为鲁北有暴动的可能。1926年秋，省委将刚从广州农讲所受训回来的共产党员于佐舟派回家乡，任陵县农运特派员，领导陵县农民运动。1927年春，德县宋集党支部（今属陵县）建立后，根据鲁北县委的指示，在宋集组建了农民协会，会员有80多人，并很快扩大到周围十几个村庄。党支部领导农民协会会员，同封建势力开展斗争，斗首事，反恶霸，并酝酿分田地，农民情绪很高涨。
1927年11月，省委分析了军阀混战及56个县遭受自然灾害的形势后，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即开始领导农民夺取张宗昌军警武装，尤其要集中力量在几个已经暴动的地方，……在这些暴动中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杀官吏，杀豪绅，杀地主。”在省委的指令下，鲁北县委于12月12日作出《陵县暴动计划》上报省委。事隔3日，省委就对陵县暴动计划作出批复，对暴动应注意事项作了明确指示。同时，省委将陵县暴动计划上报党中央。
鲁北县委对于陵县农民暴动很重视。为加强领导，对暴动进行了部署：1.鲁北县委负责人李宗鲁亲自领导，并根据陵县的情况，决定调德县宋集农协的力量参加陵县暴动。同时加强宋集支部的领导力量。2.成立统一领导陵县农民暴动的党支部。支部成员有陵县的于佐舟、于志良，德县的宋建谋、宋清海、杨国英、王凤歧和李益掌。这一措施，统一和加强了陵县暴动的领导力量。3.确定于佐舟为暴动的总指挥。4.帮助制定比较具体的暴动计划，分析了敌我基本力量及可借用的力量，提出了“夺取乡村政权归农民组织和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武装农民及同志”等暴动口号和要求。5.为暴动印制宣传品及其它有关文件。
暴动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宋集党支部和于集党员于佐舟、于志良等人秘密进行的。宋集党支部书记宋建谋通过李宗鲁同于佐舟取得联系，决定武装暴动以于集、宋集两村农协会员、联庄会员、民团武装共四五百人为主，联络部分民众配合，于1927年12月下旬举行暴动。并决定由于佐舟预先进入城内做内应，任务是届时打开城门，发出攻城信号，迎接攻城队伍进城；支部委员杨国英负责暴动的宣传工作。之后，宋集党支部赶制了大批传单、标语，准备参加暴动。
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暴动主力到达城北天齐庙，以击鼓为号聚众，准备攻城，但于作舟在城内被其亲属禁锢，未能按时发出信号，加之当晚又突起大风，鼓声被风声淹没，许多村的群众因听不到鼓声而未到，已到的群众也陆续散去，暴动最终失败。事后，敌人实行镇压。宋建谋等人被捕，杨国英、宋清海出逃。
陵县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鲁北党组织在“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暴动，由于暴动条件不够成熟以及主要指挥者按“左”倾盲动方针办事和军事指挥上的幼稚，致使暴动未战而败。暴动代价是很大的，很多共产党员和群众被通缉逮捕，陵、德两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陵县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这一地区群众中影响是较大的，到抗战时期，于集、宋集一带的民众又较早参加了抗日斗争，宋集一带成为德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可靠活动基地。
三、高唐谷官屯暴动
陵县暴动失败后，山东省委在向中央的综合工作报告中，分析总结了暴动失败的教训，但同时认为“虽属失败，但我们已得到扩大宣传的效果”。并指出：山东农民是随时可以发动的，所以此次虽失败，但一般农民并不灰心。此时，由于高唐、夏津、平原交界处的农民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因此，省委非常重视，决定派人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准备再次发动武装暴动。
高唐县谷官屯人金谷兰，在聊城第三师范读书时，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金谷兰作为高唐县的代表，参加了中共鲁北县委召开的八县工作会议。会后，按照会议部署，积极进行暴动的准备。他一面举办夜校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在谷官屯建立了高唐县第一个党支部；一面争取在当地势力颇大的保家组织红枪会（亦称“红门”）。他劝说红枪会各坛口联合起来。各坛口接受他的建议，在三殿庙村召开10乡大会，宣布将“红门”改为“红团”，建立团总局，推金谷兰为总团长，并正式提出“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支农民自发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开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力量。当地人民赞颂金谷兰“不做官，不图钱，领导百姓闹红团”。
为了加强对这支农民队伍的领导，1928年初，中共山东省委派省委委员李春荣、于赞之等先后到鲁北红团活动地区。同年2月，鲁北县委在谷官屯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口号，使“红团”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声威更大。当地一农民的13岁女孩被土匪绑架后，女孩的父亲便跑到“红团”求救。“红团”立即组织力量剿了土匪的老巢，镇压了匪首李洪楼、惯匪郭金芳等4人，将李洪楼的宅院充做“红团”总局办公处，人民群众对“红团”更加信赖和拥护。李春荣、金谷兰因势利导，使“红团”得到进一步发展，组织也更加严密。“红团”壮大后，最急需的是解决武器问题。金谷兰将自己的土地卖掉18亩，派人到济南一家小铁工厂，铸造了由他设计的铁蒺藜锤300多个，并买标枪400支、大刀40把，用这些武器武装了红团。
高唐城北十里铺一带地多盐碱，这里的贫苦农民在春冬扫土熬盐维持生活，可高唐城内运销食盐的“官盐店”为了垄断市场，雇用盐巡，四处查访。盐巡是些流氓和兵痞，他们下村后，对盐民百姓百般刁难，砸盐缸、毁盐池、乱罚款。因此盐民对他们恨之入骨。同年4月的一天上午，盐巡李春城勾结盐务警胡景春等6人，携带武器，来到谷官屯收盐税。“红团”团员看到这些家伙分外眼红，便扭住他们送到“红团”团部。金谷兰根据群众要求，立即下令把他们捆起来，并在第二天的公审大会上，镇压了这几个前来敲诈勒索的盐警。同时，邵庄、太平庄的“红团”相继处决了一些土豪劣绅，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红团”的活动震动了高唐全境，也震动了山东各地，当地反动势力，大肆制造诋毁“红团”的舆论。济南、天津、北京等地的报纸多次登载“鲁北共产党魁金谷兰聚众杀人”等来蛊惑人心，图谋扑灭这里的农民运动。
4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鲁北县委改为鲁北特委，由李春荣任书记，委员有张干民、于赞之、李宗鲁、王旭鹏、金谷兰，机关设在高唐谷官屯。鲁北特委成立后，执行了“左”倾盲动路线，决定于5月4日举行暴动，建立谷官屯苏维埃。由于暴动日期泄露，高唐县反动政府调集警备队和土匪李彩题部等反动武装数百人，于5月4日黎明袭击了特委机关，特委书记李春荣、副团长姜占甲和团员李付胜、李金亮、刘兆全、田风山、李成春、杨金强、李长庆、赵长玉、李瑞长11人被杀害，刚建立6天的特委遭到破坏，行将燃烧起来的一场农民革命的大火被扑灭。
轰轰烈烈的谷官屯暴动，在奉系军阀及豪绅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鲁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是深远的。第一，党领导“红团”打土匪、斗豪绅、抗捐税的斗争，沉重打击了鲁西北一带的封建统治势力。第二，扩大了党的影响，使贫苦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只有拿起武器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出路，并开始由自发抗争逐渐走上了自觉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第三，鲁北党组织和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抗战初期党在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马颊河罢工斗争
1934年春，在山东省庆云县北部、河北省盐山县南部爆发的马颊河罢工斗争，是在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领导下，津南地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
30年代初期，以国民党庆云县县长傅奎升为首的贪官污吏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以县保安队长胡振国为首的反动军警，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加之天灾战祸，庆云县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大部分在山东境内，只有流经庆云约30里长的河段在河北境内。由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贪污修河专款，造成河道长年失修。1933年，为了疏通河道，山东省与河北省协商，由河北省指令庆云县疏浚境内河段，其余河道由山东省疏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向庆云县拨治河款3万元。庆云县当局却将此款贪污，要就地筹款治河。1934年春节刚过，傅奎升发出布告：奉省令，疏浚马颊河道，所需费用就地筹款，每亩加捐1元，限期完成，违抗者严惩不贷。布告发出后，人们纷纷议论：眼下已是青黄不接，就要断顿绝粮，哪有力量上河？哪有给养可带？哪里有钱交捐？这不是逼命吗！沿河农民又心痛河滩上的大片麦苗被毁，只好一天一天拖下去。
到了3月底，傅奎升、胡振国一伙仍不见动工，就接二连三地派遣军警下乡催逼。板营警察分局局长孙长荣（外号孙子毛），连日带领警察四处催工，见在地里干活的群众就撵着上河，不去就用皮鞭抽打，并且扬言：“谁要反抗，就把谁抓起来押大狱”。三区、四区有些村庄的群众被逼上工，一区、二区的群众依然拒不上工。这时，以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为首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秘密串连，发动群众，决心抗暴政、罢河工。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马刘庄、龙王庙、孙良广、徐波罗、杨家、耿家等10多个村庄很快成立起罢河工后援会。与此同时，他们向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庆云县委在刘格平的领导下，认真分析了局势，坚决支持并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罢河工、抗暴政斗争。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三区四区动了工，一区二区说不中，代表选了好几个，堤东请来了刘格平，请他不为别的事，庆云县里罢河工。”
4月15日（农历三月初二）夜，庆云县委在西安务村范廷俊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斗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津南特委成员兼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津南特委交通员邸玉栋、庆云县委成员范廷俊、杨德然、肖佐芝、武同心、胡泮河和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以及党员张云锋。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线，带领群众罢河工、抗暴政。会议决定：利用东林庙会最后一天—农历三月初五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统治者借修河进行敲诈勒索的罪行。人员分工是：刘格平负责拟定宣传提纲和宣言，邸玉栋负责组织传递鸡毛文书，武同心负责刻板油印，胡恒熙主持召开大会，肖佐芝负责会前筹备和布置。会上还确定用传鸡毛文书的办法发动群众。鸡毛信的内容是：定于三月初五在东林庙会上召开罢河工大会，每家都要出人参加，风雨无阻。并要求收到信者再照抄5张速传出去。鸡毛文书很快传遍全县，反动当局获悉后惊恐万状，连夜研究对策。
4月16日，前柳行村张笃骞借给一家办喜事的机会，散发了一些鸡毛文书。次日黎明，突然被反动军警逮捕，押进城内监狱。张家马上派人去给胡恒熙送信。不料，胡恒熙也被逮捕囚禁。18日，胡振国带领军警50多人，提前赶到东林庙会，严务分局也派来警察，他们荷枪实弹密布在戏台周围。尽管反动派张牙舞爪，而且胡、张二人被捕的消息已众所周知，但赶会的人仍然特别多。
因大会主持人胡恒熙被捕，住在大麻湾村的刘格平立即化装赶来，亲自上阵。事先，由胡林晓布置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分布在广场和戏台周围，严密监视军警的行动。将近中午，胡林晓登上戏台，宣布停戏开会。刘格平在台上慷慨陈词，揭发反动县府贪污河款，催工逼捐和无理捕人等罪行，提出坚决停止挑河。胡振国气急败坏地向前制止。台下的群众齐声高呼：“停止挑河！”、“马上释放胡恒熙、张笃骞！”、“找县长傅奎升算总账去！”台下群众拥挤着，呼喊着。胡振国一看势头不好，赶忙带领爪牙狼狈窜回县城。
军警走后，刘格平进一步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的罢河工大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可是，胡恒熙、张笃骞还押在城里，他们是为咱全县劳苦大众被捕的，咱们进城请愿，要傅奎升、胡振国马上放人！于是刘格平、胡林晓等跳下台来，直奔县城方向，共产党员们和上万群众紧随其后。这里离县城20多里路，所经各村，群众敲锣打鼓，送茶送水，不少人踊跃参加请愿的行列，及至县城附近，已达两万多人。
庆云城深沟高垒，城门紧闭，胡振国早已派警察上城据守，请愿队伍见东门坚固，防守严密，马上转到西城门下。胡振国要请愿队伍派代表进城。群众激愤之下，马上用木杠橇，用膀子抗，撞开城门，象江河决口一样涌进城去。胡振国带领军警妄图阻拦，几个小伙子冲上去，下了保安队的枪支，冲垮了军警的封锁，请愿队伍一涌而上，直奔县衙。县衙军警密布，荷枪实弹。请愿队伍喊着要傅奎升亲自出来答复请愿条件：马上释放胡恒熙、张笃骞；保证停止挑河；清算河款，免除苛捐杂税。傅奎升迟迟不出面作答。请愿群众在激怒之下，要动手砸开监狱的大门，解救胡、张二人。傅奎升不得不派人开狱放人。
当胡恒熙、张笃骞出狱时，群众欢声雷动，马上把他们抬了起来，并一致推举他俩为全县罢河工总代表。胡、张二人在请愿队伍面前讲了话，感谢父老乡亲们对他们的解救，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接着，他们代表请愿群众要傅奎升出面答复请愿条件。傅不敢出来，派财政科长洪福集出面答应停止马颊河工程。群众坚持要傅亲自作出保证。胡、张二人进入县衙与傅直接谈判，傅不得不对停止挖河、免除地捐一事立字具结，签名画押。
傍晚，请愿队伍高举“庆云县罢河工斗争胜利”的巨幅横标，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城内游行。最后在西门外国民党县党部门前举行了庆祝大会。号召各村普遍成立罢河工后援会，警惕反动当局的反扑，坚持斗争，巩固胜利，并宣布次日在板营集合，到马颊河工地游行。
当晚，刘格平、胡恒熙、邸玉栋等集合在马刘村，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和计划。会议进一步研究了马颊河工地示威游行的具体事宜，决定由胡恒熙、张笃骞出面主持。会议认为罢河工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反动的庆云县政府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大家必须武装起来，对付国民党的武装镇压，为在北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北方苏区创造条件。
4月19日（农历三月初六）是板营庙会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10点左右，胡恒熙带领游行队伍由板营镇出发开赴马颊河工地。一路上，大家高呼“庆祝罢河工斗争胜利”、“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将罢河工斗争进行到底”等口号。到达工地后，受到广大民工的热烈欢迎。民工们停止挖河，拆掉工棚，纷纷加入游行行列。游行人数越来越多，一直摆了四五里长，实现了全河大罢工。到达枣园桥，举行了群众集会。胡恒熙、张笃骞介绍了请愿斗争的胜利过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将罢河工斗争进行到底。
午后，游行队伍返回板营镇北门里广场，冲进板营警察分局保安队的营房，将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警察分局局长孙长荣痛打一顿，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夺取枪支30余支。孙长荣被打后，庆云县反动当局决意进行报复。他们一方面派出警察四处抓人，另一方面上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从沧县调来一个骑兵连，准备对罢河工的群众进行镇压。
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七）是严务大集，县委按原定计划举行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离严务半里路的庙台上。反动当局早已派遣便衣特务夹杂在群众中。会议开始不久，敌人就从南面包围上来，会议主持人马上指挥群众向严务街方向撤退。便衣特务紧紧跟随，军警在离会场几十米远的地方开了枪。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被击中受伤后，与胡恒熙、胡泮河、张云峰、刘全禄、刘子享等8名共产党员和9名群众被捕。
从20日起，庆云反动当局在城关四周密布军警，对出入城者严格盘查，并在县境内继续进行搜捕，白色恐怖笼罩庆云城乡。张笃骞、范廷俊、肖佐芝、武同心等党员被迫离乡外出。庆云县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马颊河罢工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中央派人到北方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要求建立北方苏区，组建红军，创建红色政权。这与北方革命形势是不相符的。中共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较弱，难以与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武装相抗衡。这就导致了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始，却悲壮地失败。
马颊河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津南地区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庆云县的统治，严重动摇了其统治基础，体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在德州党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马颊河罢工斗争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看到了作为人民群众忠实代表的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庆云县党组织从革命的失败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后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提供了借鉴。
第三节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一、宁津县王表寰小学的三次学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全国各地学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出兵抗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但不支持，竟然于1931年12月14日先由教育部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后又命令军警向请愿学生开枪，还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对此爱国行动进行恶毒诬蔑。面对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全国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致要求抗日救国。
1932年7月，宁津县王表寰小学教师共产党员王见新（王剑心）和王允功在学校办起“今日读书会”，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开展读书活动，使之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在宁津县颇有影响。1933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不断在各地涌现，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在这种形势下，王表寰高小的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更加高涨。
1933年8月，该校调来1名新教员，名叫刘汉臣，绰号“刘轴子”。他的思想既反动又顽固，对学生实行封建家长式的管教，并经常讽刺、挖苦、谩骂和殴打学生，学生对他十分反感。在一次周末联欢晚会上，他作了一番讲演，宣传日本“睦邻友善、东亚共荣”的无耻之谈，灌输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露出了反对革命、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嘴脸。听了刘汉臣卖国求荣的反动言论，广大学生义愤填膺，当场义正词严地给予痛斥。
在学校党员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同刘汉臣展开了斗争。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同他辩论，同时有数十名学生宣布罢课斗争，并找校长讲理，还派代表到县城找教育局告状，要求教育局辞退这样顽固反动的教师。教育局打算说服学生，平息学潮。但是，由于学生思想一致，态度坚决，坚持斗争一个星期，并声明不调走刘汉臣决不复课，终于迫使教育局宣布刘汉臣离职，并向学生检讨错误。学生们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这次学潮，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初战告捷，振奋了同学们的革命精神，坚定了依靠斗争取得胜利的信心。从此，学校的革命气氛更浓了，师生关心政治，谈论国事，要求革命的情绪也日益高涨。
刘汉臣走后，共产党员盖津源来该校任教。在他的影响下，学生们掀起了一股阅读进步书刊的热潮。《蒋光慈全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鲁迅的《二心集》以及党的秘密刊物《北方文学》、《天津文学》、《列宁主义初步》等革命气息很浓的小说、刊物，秘密在同学中争相传阅。上音乐课时，大唱激情高昂的《打倒列强》及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歌曲。
进步思想的传播，大大激发和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大家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坚决抗日。于是，在王见新、盖津源的领导下，在张白水等进步学生的直接参与下，又掀起了第二次学潮。
1933年11月，全县进步教师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以王表寰高小为中心，组织教师揭露教育局分配教育经费不合理的问题，提出要砸烂教育局，打倒教育长李宪帮。
王表寰高小的学生在校外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对校长雒兰斋展开斗争。他是被轰走的教师刘汉臣的盟兄，思想比较保守。前期，在学生对刘汉臣进行斗争时，雒兰斋非但不支持，而且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学生。他还压制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允许学生宣传抗日。
雒兰斋经常吸食鸦片，学生抓住这些事实，同他进行斗争。一天晚上，学生们突然闯进他的卧室，搜出了烟具，立即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揭露他的问题。会后，学生们进行罢课，要求雒兰斋辞职离校，否则决不复课。后来，在王见新、盖津源的积极交涉下，迫使教育局不得不同意撤换雒兰斋。
这次学潮后，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中又来了中共党员荣镜照、苏景田，革命活动更加活跃。荣镜照、苏景田经常外出开展革命活动，并带一些进步教员到学校来，其中有共产党员张策平、苏其庆、李风瑞和王兴周等人。他们来到学校后，教学生们唱革命歌曲，发布上海工人罢工的消息，介绍罢工斗争中的动人事迹，使学生懂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他们还组织学生读矛盾的《子夜》、巴金的《萌芽》、丁玲的《夜会》以及党的秘密刊物。中共党员李广文（泊师学生）以学生身份来校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这样，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4年春，苏景田介绍进步学生张白水、李福顺、马云生、范春喜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张白水任支部书记。在学生党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学校办起了《文艺墙报》，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
1934年冬，在学生党支部的领导下，王表寰高小掀起了第三次学潮。
新来校长王兴堂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反革命本质暴露无遗。他对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对进步学生却横加训斥，甚至监视学生的革命行动。同学们在夜晚写出了大批墙报，一夜之间贴满了校园。墙报主要内容为：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革命终究要胜利。同时，还尖锐地批判了王兴堂的错误，令他自动离校。第二天，王兴堂看完了墙报后，就悄悄地走了。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在鲁北、津南各县搜捕共产党人，宁津县共产党员宗吉庆、李荫章、盖津源先后被捕。此后，敌人又策划到学校抓人。学生党支部让进步学生们及时销毁了已出刊的几期《文艺墙报》和底稿。与此同时，苏景田借口养病躲避家中，李广文、王见新等转移外地。王表寰完小第三次学潮没有取得胜利，学校也仓促放了寒假。
王表寰完小的三次学潮，使该校的师生在革命斗争中经受到了锻炼和洗礼，为此后宁津县抗日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齐河乡师学生罢课斗争
1934年8月，共产党员李尔重为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从北京大学来齐河乡师任国语教员。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在其影响下，进步学生朱湘海、匡洪智、赵玉昆、姜荣耀、赵义昆、王玉儒、孙高阳等组织起“同学会”、“星期天自由演讲会”，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求荣政策，开展反压迫、争自由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以校长杜仁山为首的学校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限制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严禁看进步书籍。在这种情况下，经李尔重的宣传鼓动，学生们很快掀起了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他们反对蒋介石不抗日，反对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并提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青年学生们通过阅读《奔流》、《徐州之夜》、《一个人从另一方看一个新的世界》、《生死场》及《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压迫、剥削下的贫穷落后加深了认识。在骨干学生的鼓动下，学生们纷纷要求参加“自由演讲会”，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广大民众。学生孙高阳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题进行演讲，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忍让和不抵抗政策，疾呼拯救民族危亡，遭到校方反对并被开除。广大师生无比愤慨，纷纷找学校当局讲理。李尔重领导“同学会”决定罢课抗议，号召全校师生进行罢课斗争。学校当局迫于“同学会”和广大师生的压力，只好收回了开除孙高阳的决定。
在共产党员李尔重和“同学会”的影响下，齐河乡师多数师生倾向进步。他们阅读革命书籍，召开演讲会，张贴标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革命氛围日益活跃。师生们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警觉，并决定对乡师进行查抄。乡师训导主任张超凡（国民党员）出于对进步学生的同情，同时也为摆脱学校当局的责任，便放风对学生说：“政府说我校有共产党员，要来查抄。同学们！你们要警惕，有什么书籍可以藏嘛！”不几天，国民党县政府果然派人来校进行搜查，但未查到进步书籍，遂限令学校将李尔重解雇。1935年3月，李尔重被迫离开齐河乡师。
1935年，齐河乡师“同学会”负责人朱湘海通过在济南惠商职业学校读书的王学信与济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取得联系。之后，赵健民多次来齐河活动，并带来党的宣传品和进步书籍。朱湘海等人也多次到济南大明湖等联络点与济南地方党组织秘密接头，带回党的宣传品。其中有介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情况和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共阴谋的油印小册子等。1936年9月，主持省委工作的赵健民被捕，齐河乡师的进步学生组织与山东地方党的联系中断，朱湘海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齐河乡师革命学潮也因此停止。
齐河乡师革命学潮虽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下去了，但对齐河抗日斗争的开展有着重要作用。一大批乡师学生通过党领导的罢课斗争的洗礼和锻炼，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朽反动，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乡师学生迅速投入抗日第一线，成为齐河县各级党组织和抗战军队的中坚力量。
三、平原五乡师开展反会考斗争
1935年5月，平原五乡师的马诚斋、赵毅、张一粟等5名学生共产党员到济南一乡师，与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取得了联系。从此，平原乡师党支部就与上级党组织接上联系，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活动。
这年初夏，平原五乡师一级学生临近毕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当局规定，全省师范毕业生参加统一会考。合格的，发给毕业证书，不合格的不予毕业。其用心在于引导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莫管国事，压制学生爱国热情。这种会考制度引起全省师范学生的强烈不满。中共济南市委决定发动全省师范学校统一开展一次“反会考”闹学潮的罢课斗争，抵制和反对国民党教育当局对学生思想的禁锢。
在平原五乡师党支部与济南市委接上关系后不久，赵健民派济南一乡师党组织代表张振一、王文轩来平原乡师，联系“反会考”闹学潮事宜。他们与马诚斋、张一粟、高峻岳等作了初步商讨。平原乡师党支部召开了党员会，做了进一步研究。过了几天，又派张一粟去济南乡师，找到了张振一、王文轩和赵健民。决定由济南乡师派人与全省其他师范学校联系统一行动，发动罢课斗争，各校相互支援，扩大声势和影响，争取斗争胜利。
但是，在济南乡师与其他学校联系酝酿期间，迹象暴露。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下令各校毕业生班提前放假，把学生赶回家，听候会考通知。因而济南乡师和其他学校的反会考罢课斗争没有开展起来。只有平原五乡师在党支部领导下，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发动反会考罢课前，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做了较周密地部署，仍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发动，几名党员进行了分工：马诚斋负责一级毕业班，赵毅负责二级，高峻岳负责三级，张一粟负责四级。为了保护马霄鹏同志，不使其暴露身份，支部决定不让他直接参与（此时李竹如同志已离开平原乡师，党的活动由马霄鹏指导）。
经过党员们深入各班级组织发动，于5月中旬的一天，全校学生宣布罢课，反对会考制度。校方到各班劝止利诱、威胁恐吓，学生们坚持不达目的绝不复课。罢课斗争一连坚持3天，第4天夜里，国民党县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将学校包围，进行镇压。军警逐室搜查，准备抓人，形势十分危险。党支部紧急秘密商议决定，让暴露最明显的张一粟赶快逃走，其他同志可将责任推到他一人身上。张一粟于拂晓前翻过院墙，逃到城东一个同学家里躲藏10余日。最后，反会考罢课斗争被镇压下去。马诚斋、赵毅、张一粟、唐振文、张国平、盖美勋6名同学被开除，其中4名党员，两名“读书会”积极分子。后经多次向校方交涉，其中5名同学发给了修业期满的肄业证书，马诚斋又被校方准予回校随二级学生一块学习。学校为缓和矛盾，撤换了为广大师生所憎恶的训导主任李贯五，作为对学生的让步。
这次学潮，是平原乡师党组织建立之后，接受上级党委的指示和任务，向国民党反动教育当局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面对面政治斗争。斗争虽然失败，但是，却使刚刚诞生不久的平原乡师党组织和年轻的学生党员、党外积极分子，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取得了初步地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增长了斗争胆略和才能，其意义和社会影响是深远的。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地处我国北方的鲁北地区反动势力的统治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之相比还比较弱小，鲁北党组织在领导人民反抗新旧军阀残酷统治的斗争中，多次遭到血腥镇压。虽历经艰难挫折，但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是摧不垮压不倒的。他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即使在最恶劣艰难的条件下，也从没有放弃对敌人的斗争和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他们所表现出的一往直前、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也鼓舞、教育、激励了广大人民，为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刘子蔚，原名刘书林。武城县孔官屯人。1909年生，1929年入党。曾任中共恩县县委书记、运东办事处主任兼恩县县长、冀南二专署专员。解放后在河北和黑龙江省工作，1986年6月病逝。生前曾任邯郸地委副书记等职。
②马霄鹏，山东鱼台县谷亭镇西陈丙村人。1903年生，1927年入党。1931年到平原五乡师任教，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金乡县（工）委书记、苏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9月，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1941年2月党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③李竹如，又名李一凡，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人。1905年出生，1927年入党。1931年到平原五乡师任教，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开始后被派到鲁南工作，先后任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山东省参议会秘书长。1942年11月2日在沂水县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